火攻是古代常用的作战方式之一,双方交战如何保证补给是关键,如果粮草被烧了,在战场上自然会变为被动的一方。所以火攻往往是冲着对方后勤去的,《孙子兵法》中就有一篇专门讲述火攻的散文,包括对火攻的使用原则、目标、条件等因素都有非常详细的讲述。听说过《孙子兵法》的朋友很多,但有仔细研究过的就很少了,这次就来为大家讲下孙武是如何总结火攻的,一起来学习下吧。
火攻篇原文: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积,三曰火辎,四曰火库,五曰火队。
行火必有因,因必素具。
发火有时,起火有日。
时者,天之燥也。
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
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变而应之: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上。
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
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
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故曰:明主虑之,良将惰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
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
此安国全军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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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火攻篇”,顾名思义就是论述火攻的作战原则。孙子认为火攻有五种,它们包括: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所谓“火人”就是焚烧敌军的人马。火积就是焚烧敌军粮草;火辎就是焚烧敌军辎重;火库就是焚烧敌军仓库;火队就是焚烧敌军运输设施。而且孙子说,要火攻就要随着准备好,要看准天时和选好日子,所谓“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日子和天时有两点:干燥的天气和起风的时候。
对于火攻,孙子的战术思想还是要“变”,也就是用以上五种方法,再根据敌人的情况随机应变。
“火发于内,则早应之于外;火发而其兵静者,待而勿攻,极其火力,可从而从之,不可从则上。火可发于外,无待于内,以时发之,火发上风,无攻下风,昼风久,夜风止。”
就是说,如果在敌人内部放火,就要提前派兵从外面策应。火已烧起而敌军依然保持镇静的,就应等待,不可立即发起进攻,等到火势旺盛到了极点后,再根据情况作出决定,可以进攻就进攻,不可进攻就停止。
火也可以从外面点燃,这时就不必等待有人从敌人内部策应,只要适时放火就行。从上风放火时,不可从下风进攻。白天风刮久了,夜晚风就容易止息。凡是领兵打仗必须掌握这五种火攻方法,灵活运用,等待放火的时机条件具备时再进行火攻。用火来辅助军队进攻,效果最为显著,用水来辅助军队进攻,就能加强攻势。水可以把敌军分割隔绝,火可以焚毁敌人的军需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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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孙子论述了发动战争的原则,如果打了胜仗,消耗了国力和物资,还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那就一定会有问题。这种情况叫: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
费留的战例,典型的是春秋时吴伐楚之战,孙子当时也参与了,吴王阖闾杀吴王僚即位,锐意改革,军事强盛,就开始伐楚争霸。吴王阖闾三年,与伍子胥、伯嚭、孙子攻楚,获得大胜,当时阖闾就想直取楚国国都郢都。孙子说,民众疲劳,不能攻打郢都,要等待时机。阖闾才作罢。
吴王阖闾四年、六年,吴国又两次大败楚国,中间第五年还击败越国一次。到了第九年,阖闾憋不住了,问伍子胥和孙子,说当初你们都反对我打郢都,今天如何?这回二人都同意,说联合唐、蔡两国就行。于是吴军再举攻楚,一举拿下了郢都,楚王逃亡,创造了春秋战史上攻下大国都城的第一例。
连续九年都在打胜仗,怎么样呢?费留了。因为只有军事,没有政治,不仅占领楚国后政治没怎么弄没有能“修功”,自己本国政治也没弄明白。阖闾在郢都“费留”,越国就乘虚而入攻打吴国。楚国向秦国求救,秦国也来攻打吴军。吴军和秦、越两国作战,都败了,阖闾的弟弟夫概见他哥哥在郢都滞留不归,他自己先逃回国去自立为王。国内乱了,阖闾匆忙回师讨伐夫概,楚国收复郢都,夫概逃亡投降楚国。阖闾这一仗,最后什么也没捞着。不过第二年,他又伐楚,打了一个大胜仗。
阖闾的吴军一直很强大,威震华夏。不过,没有六十年的江湖,吴王阖闾十九年,阖闾在和越国的战争中伤重而亡。他的儿子夫差即位。阖闾临死告诉夫差,别忘了是勾践杀了你爹!夫差和勾践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夫差的吴国后来为勾践所灭,成为春秋时期比较早灭亡的大国。“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吴国正是最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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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百胜都没有好下场,那为什么还要用兵,所以孙子说:没有好处,就不要行动,没有取胜的把握,就不要用兵,不到危急关头不要开战。国君不可因一时的愤怒而发动战争,将帅不可因一时的愤懑而轻易出阵求战。符合国家利益才用兵,不符合国家利益就不要用兵。因为一时愤怒还可以重新变为欢喜,一时愤懑也可以重新转为高兴;国家灭亡了就不能复存,人死了也不可以再生。所以,对待战争,明智的国君应该慎重,贤良的将帅应该警惕,这是安定国家、保全实力的根本道理。
在这一篇“火攻”,孙子重点论述了火攻作为一个辅助的战争手段的具体用法,同时在最后,孙子再一次强调了“能不战就不要战”,战争是消耗双方财力物力的事情,如果没有任何利益,那为什么还要大战呢?还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选择。同时,孙子也强调了,不要因为一时冲动而战,在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也讲到,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政治,而不是一时逞强,争强好胜并不是战争的目的。这跟孙子兵法所提倡的“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是同样的道理。兵家常说:战争的最高境界是不战。如果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会祸国殃民,最终还有可能导致自身的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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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末年,隋炀帝穷兵黩武,三征高丽,皆大败而归。战争劳民伤财,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久便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李密、翟让、窦建德、李渊父子等趁机纷纷起兵,中原大乱。在四方义军的追杀下,炀帝被迫逃往江都,后被部将杀死。隋炀帝穷兵黩武,“非危而战”。他多次远征高丽,均无功而返。此举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引发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浪潮,最终也为他身死江都埋下了隐患。
历史上因“主怒而兴师”而遭惨败的例子也不在少数。秦昭襄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58年,秦昭襄王再次派白起率军攻打赵都邯郸。白起认为,当时国内空虚,不宜再出师邯郸,虽然长平之战秦军获胜,但却伤亡很大,于是推辞出兵。昭襄王另选他人率军攻赵,却久战无功。昭襄王再次敦促白起出征,白起称病不从。昭襄王大怒,命其带病出征。白起说道:“宁为断头之臣,不做败军之将。”昭襄王终究是不听劝告,执意发兵攻赵,结果大败。
白起身为秦国将帅,久经沙场,对战争的利弊得失最有发言权。他明白第二次出兵伐赵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于是极力劝谏昭襄王不要轻易出兵,可是昭襄王偏偏不听劝阻,结果出师未捷,而且损失惨重。昭襄王的失败是因为他违背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的作战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