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写了什么

我国古代的禁书其实并不在少数，很多被禁的书因为不符合当时统治者的统治理念，于是将一些书都封禁，不允许人们传播和学习，而在众多的禁书当中，《剪灯新话》就堪称第一本禁书。《剪灯新话》这本书中到底写了写什么内容，为什么会成为禁书?古代为什么要禁止人们看《剪灯新话》，其中有什么内容让统治者们担忧呢?

说到明清著名小说，大家会想到《水浒传》《三国演义》，其实当年还有一部《剪灯新话》也是非常有名的。它是在南京写的，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被官方明文禁毁的小说。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它在周边邻国大量流传，并对亚洲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遭禁是因为明代最高学府校长上书倡议

《剪灯新话》是明洪武十一年(1378)写成的，永乐十九年(1421)重新校订出版，正统七年(1442)被禁。

它之所以会被禁，与当时的国子祭酒有关，也就是明代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校长。此人叫李时勉，那时刚上任几个月，可是很郁闷，为什么自己精神饱满地走向讲堂，激情洋溢地宣讲四书概要，这太学生们还是打瞌睡呢?于是他晚上到学生宿舍去交流，询问大家都在看什么书，是《春秋》呢，还是《诗经》?没想到学生们看得最多的书，竟是一部《剪灯新话》。

李时勉很惊讶，他知道这是国子助教瞿佑写的小说，听说此人学富五车，还一度在太学讲授《春秋左氏传》，但他自己没有看过。这位校长有点偏执，他主持太学工作期间，主张“格致诚正”，小说是不能读的。

于是校长从学生那里借了本书，回家挑灯夜读。看着看着，他觉得越来越不对劲，于是连夜给皇帝写了奏折，第二天就赶到皇宫去向皇帝汇报这件事。当时的情况是李校长给皇帝上书谈了很多内容，皇帝觉得不耐烦，就让礼部尚书胡滢开了一个小型研讨会，会上的人觉得李校长说得有道理，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遭禁毁的小说就产生了。

对于这件事，史书是这样记载的：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薄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实非细故。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提调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禁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诏下礼部议。尚书胡滢等以其言多切理可行……帝是其议。

这部小说真的是“邪说异端”吗?那么，《剪灯新话》真的就如李祭酒所说，是“俗儒”所作的“邪说异端”?李时勉究竟对小说中的哪些内容产生反感呢?

题材上：“假托怪异之事”

李时勉眼光是独到的，一眼便看出《剪灯新话》与四书五经的不同。小说的本质是虚构，当然要“假托怪异之事”。《剪灯新话》穿越时空，打破时空界限，让古人与今人对话，死人与活人对话，这正是它特有的叙事方式。

《剪灯新话》多篇写到人鬼恋，如《滕穆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绿衣人传》等。《滕穆游聚景园记》通过滕穆巧遇故宋宫人郑芳华并与之同居3年的奇事，抒发了作者的怀旧情怀，表现了对乱世宫女命运的深切同情，体现出作者博大的人文关怀。《绿衣人传》则通过绿衣女与赵源人鬼恋故事，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恋爱自由的精神，并揭露了奸相贾似道残忍暴虐的行径。前者侧重抒发历史兴亡之感，表达对宫女命运的同情;后者则在人鬼恋中融入了反权奸的政治内涵。

这些篇目完全是小说家“虚构”的，借以表达特定的思绪。用李时勉的话来说就是“假托怪异之事”。《明史》记载，李时勉“性刚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他无法理解，身为朝廷命官为何虚构小说，便只能用“俗儒”斥之。

手法上：“饰以无根之言”

李时勉也很准确地抓住了《剪灯新话》善于“修饰”的特点。这其实是当时评论者的一致结论。兵部尚书赵羾以及礼部侍郎唐岳均认为《剪灯新话》“虽涉怪奇而善形容”，胡子昂说：“阅先生所述多近代事实，模写情意，酝酿文辞，浓郁绝丽，委蛇曲折，流出肺腑，恍然若目击耳闻，惩劝善恶，妙冠今古，诵之令人感慨沾襟者多矣!”

因为善于修辞，作品写得真实感人。桂衡读《剪灯新话》的感受是“倏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然李时勉以理学自负，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自然无法理解小说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

思想上：“邪说异端日新月盛”

传统儒学发展之理学，明初已成为国家之指导思想。李时勉欣赏的是“怀德蕴义、砥行立名之士”，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剪灯新话》的可贵之处恰恰是对传统儒家的用世理想作了深刻的反省。

《修文舍人传》篇即是代表。文中描述一个叫夏颜的文人，执著于自己的著述，希望以此“不与草木同腐”，但是学术不能养家糊口，结果客死润州。一天，他生前的一个友人遇到他，才知道夏颜在阴司被任命为“修文舍人”。夏颜大讲阴间的公正无私与人间的黑暗，还委托友人将他生前著述“刻之桐梓，传于好事”，友人答应了。事后，夏颜非常感谢，“其家祸凶吉福，皆前期报之”，后来还推荐友人接任“修文舍人”一职。

这篇小说非常耐人寻味，文本表层的意思是以阴间的公正衬托阳间的黑暗，但夏颜后来推荐朋友接任自己官职，而病中的友人仅仅听夏言描述有这么一个官位等着他，便“不复治疗，数日而终”，揭示出儒家的功名意识对一个普通百姓的腐蚀何其深刻!

事实上，由于小说作者生活在元末明初，作品描述了元末江南城镇商业文化的发展对市民的影响，打上了元末特定时代的烙印，流露出与传统不同的思想。这是身为祭酒的理学家李时勉所不能接受的。

邻国有多部仿作出现，产生巨大影响

因为遭到禁毁，《剪灯新话》在国内流传比较少，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它。但是，瞿佑、李时勉等人不会想到，这部小说并没有因为遭禁毁而失去应有的魅力。后来这部遭禁的小说引起了朝鲜李朝人的兴趣，就到大明来把这本小说搞到了，后来又传到日本和越南去了，对亚洲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传播史上一个罕见的个案。

当时，朝鲜李朝正在积极倡导学习汉语，而《剪灯新话》写的正是平民化的故事，并且以情见长，文字又非常浅显，让人读了以后非常感动，于是成了他们喜闻乐见的汉语教材。该国一位文人林芑甚至对该小说作了详细的注解，即《剪灯新话句解》，对小说中的一些汉字的读音、语意进行详细解析，对于一些李朝罕见稀有的动植物、果实等，注释也极为细致。

朝鲜半岛一开始只知道诗歌、词，不知道还有小说这种文体。金时习，朝鲜李朝的一位著名作家，模仿《剪灯新话》创作了《金鳌新话》，从此朝鲜半岛有了第一部他们自己的小说。金时习能把握《剪灯新话》“美如春葩变如云”的艺术魅力，同时又具备一流的文学素养，以瞿佑模式载朝鲜李朝文物，在小说中融入本民族文化和自己的独立思考，揭开了朝鲜文学史的新篇章。

《剪灯新话》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经历了由形式到内容、由外表到精神的渗透过程。先是翻译，后是创作，由《奇异怪谈集》《伽婢子》到《古今奇谈英草纸》《雨月物语》，均有《剪灯新话》的影子。

不过《剪灯新话》在日本的流传与接受，也反映出中日两国审美与文化的差异。沿着瞿佑的轨迹，日本作家上田秋成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他的《白峰》客观上肯定了造反精神，肯定了舍弃道德考量的“魔道”精神，形成了别具日本风格的作品。

在越南，也有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产生巨大影响的仿作出现。其著名作家阮屿就模仿《剪灯新话》创作了《传奇漫录》，两位作家进行着跨民族、跨时代的隔空交流。

一位美国学者称《剪灯新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具有跨国影响力的古典小说，它的文学传播价值非常大。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前后，这部小说被从日本重新引进回来，国人得以重新认识这部小说，重树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