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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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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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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

孙可望（？—1660年），原名孙可旺，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西政权主要将领、南明永历时期权臣，陕西延长县（或作米脂县）人。

明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张献忠在陕北起义，参加义军，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改姓张。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八月，张献忠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建立大西政权，位列群将之首，以平东将军，另加监军，节制文武。张献忠在川北牺牲后，与李定国等率大西军余部南下攻占云贵一带，坚持抗清。后改投永历政权，以武力挟制永历朝廷。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从贵州引兵入云南，攻打李定国，因部将倒戈不敌李定国。向清军投降，引清兵入四川、贵州，隶属汉军正白旗。

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病死（一说狩猎时为清军射杀）。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公元1630年（明崇祯三年），随从张献忠起义，因骁勇善战，受封为平东将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皆为张献忠义子，张献忠赐姓为张可望。

公元1646年（顺治三年），清军大举入川，张献忠战死于川西凤鸣山，余部由孙可望和李定国率领，进军云贵地区，作为抗清根据地，一路攻克遵义、贵阳，进据云南。

公元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一起称王，孙可望成为国主，年号兴朝。

收复湖南

公元1651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四月，孙可望派大将冯双礼等人率领步骑兵数万人、战象十余只，大举进军，由贵州入湖南。一路由铜仁、麻阳，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罗，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清军沅州守军三营合计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围如铁桶”。

公元1651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四月十五日，冯双礼占领沅州，活捉清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接着乘胜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甚严，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领兵二万，竭力支撑，双方在一段时间里呈胶持状态。

公元1652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四月，李定国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会合冯双礼进攻靖州。清续顺公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领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重围。经过短暂的交战，清军大败，损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满洲兵一百零三名）、战马八百零九匹，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率残部于二十二日踉跄奔回。明军趁胜攻克靖州、武冈州。

沈永忠求援无望，被迫带着麾下自宝庆北遁，六月二日退至省会长沙，仍然立脚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弃长沙，一直逃到岳州。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府、州、县官也随军狼狈北窜。除岳州、常德尚在清军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镇孤零零地据守辰州负隅顽抗。

大西军联明抗清后，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州县。

孙李矛盾

孙可望与李定国在联明抗清问题上的分歧是其内讧的主要原因。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退守云贵，这时清朝已经建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这要求大西军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广泛联合抗清力量，反对清朝统治。

公元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二月，大西军余部领导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孙可望在会上主张把部队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就转入南海。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李定国说：“当前清军大举进攻，闯王血溅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藩于滇、黔、楚、蜀，故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

李定国表示孙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出宝剑，准备自刎。众将一见，忙夺下宝剑，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建议。孙可望见人心归向李定国，随即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联明抗清的方针虽然确定，但直到公元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才派人赴广西与永历朝廷谈判。孙可望不愿联明，在幕僚的建议下，欲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这与李定国联明以恢复中原的目的仍有根本区别。孙可望对李定国实力增强的猜忌和对李定国战功的嫉妒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李定国能团结士卒，部下乐于效命，最初实力要超过孙可望。李定国为人强悍，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总是极力争辩。

南下西天

张献忠曾在辽西抗击过清军，并任小旗，故仿照明军建立五军都督府，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奇能为四将军。张献忠在凤凰山之战被八旗箭狙，事后大西军的军事活动主要由四义子商议行事。众人推孙可望为四王首，四王中艾奇能和孙可望交好，刘文秀当和事佬随大流，李定国不服孙可望。孙艾刘三王曾商议在校场寻机将定国暴打一顿，立可望军威。谁成想虽然此次表面上孙李和解了，但是二人嫌恨却越来越大。时艾奇能中毒战死，艾奇能部将冯双礼虽继续效忠孙可望，但级别太低无法参与四王议事。四王议政中孙可望失去压倒优势。为此孙可望借故南征把李定国调离云南，南下征讨小西天，为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云南开始为李定国筹备南征粮草，故长江战役前李定国没能参与大西与南明的高层会晤。但李定国为了参加云南北伐的计划，在南征胜利后就带兵折返。

长江战役

公元1652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李定国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焚，一时声威大震，捷报传到贵阳后，孙可望大为不快，表面上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却令李定国副手冯双礼对其暗中监视，另派一支人马尾随其后，妄图借机除掉李定国。次年，李定国率部在衡州杀死清军悍将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两蹶名王，接连收复了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孙可望见李定国战功赫赫，非常嫉妒。

宝庆之败

公元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孙可望率军到沅州，立即派人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准备借机逮捕李定国夺其兵权。李定国接到命令后，正整理行装，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刘文秀之子自称探听到孙可望要对其“收而杀之”的消息。这一密报令他左右为难。如果不去，孙可望极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名兴师问罪，如果去了，必有一番斗争。孙可望三天中下了七道命令，李定国无奈，率部向沅州进发。途中遇到刘文秀之子派人来劝阻，李定国退回广西，继续筹划北伐。

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很快就自食恶果。当时孙可望正亲统大军由靖州（今湖南靖县）经武冈进至宝庆（今湖南邵阳），部下有大将白文选、冯双礼等，总兵力据清方记载为十万，史称岔路口之战。

公元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三月初六日，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由永州北上宝庆，十五日驻于岔路口，距明军白文选、冯双礼、马进忠营地周家铺三十里。次日，清军进至周家铺，由于明军营于山顶，地势险要，又遇上天雨，双方列阵相峙。这天晚上孙可望率亲军由宝庆府来增援。

公元1653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十七日，明军下山向清军发起全面进攻，清军分路迎击，双方展开激战。结果孙可望所统明军战败，颇有伤亡，被清军缴获马七百余匹，象一头，清军趁胜占领宝庆府。但是，清军在这次战役中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正黄旗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武京都在激战中阵亡，次年清廷下发的衡州、岔路口两战阵亡清军抚恤银高达十一万八千余两。

阴谋篡位

公元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队伍受到瘟疫传染，清军又大举增援，李定国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当李定国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下令凡李定国部队经过之地，都要将粮草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派出四万多人阻拦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南明朝廷及官员的推波助澜也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公元1647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春，明云南副使杨长知被迫归顺孙可望，受到孙可望的格外信任。杨长知看出孙可望在占领云南后，日益骄纵自大，想继承张献忠秦王封号，又怕李定国等人不服，于是杨长知就经常在孙可望面前煽风点火：“将军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他在李定国、刘文秀等人面前，又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孙”字大旗。

孙可望受封为秦王后，俨然以皇帝自居，甚至规定一切衙署的称谓前都要加“秦“字，对永历帝也极尽侮辱之能事。永历帝实在难以忍受不下去了，便派人持密诏让与孙可望有矛盾的李定国前来护驾，最终发生了“十八先生之狱”。

公元1656年（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正月，李定国进入安龙，迎接永历帝到昆明。

兵败降清

公元1657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八月，驻扎在贵阳的孙可望亲自率十万大军向驻于云南的大西军二号人物李定国发动进攻。当时李定国、刘文秀合兵仅三万人，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李定国采取诱敌深入之法，使孙可望一路未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就攻到了云南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这时，李、刘两军已经在河对岸摆好阵势，以逸待劳。孙可望军从正面强行渡河，双方展开混战，不久刘文秀骁将崇信伯李本高马蹶被杀，前锋失利。可望立于高阜观战，见已挫定国锐气，即命诸营乘胜前进。在孙军后阵的白文选见李、刘两军战局不利，亲自跃马率所部5000铁骑从后方冲向孙可望军队。孙可望部将马唯兴率部临阵倒戈，与白文选联兵抄出孙可望阵后，连破数营，许多士兵脱掉号衣，跪地高喊：“迎晋王!”，孙军大乱。孙可望见大势已去，不敢恋战，拔马便逃，最后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这时孙可望仍可与李定国重归于好，联手抗清，或承认失败，退出军政舞台，隐居以终，但孙可望却压不下失利的怒火，跑到长沙，投降清朝，以借兵复仇。

公元1658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二月在长沙举行了册封典礼，旋即召他进京见驾。五月初二，孙可望到达北京。清廷命和硕简亲王济度、和硕安亲王岳乐带领大批高官显爵出城迎接，场面相当隆重。次日，顺治亲自在太和殿接见孙可望。十天之内，皇帝赐宴就达三次，赐银两次共—万二千两，另外赐给府第、解袍、朝衣、缎匹等，孙可望成了清廷红极一时的人物。

孙可望降清，出卖西南军情虚实，使李定国和西南抗清武装最后失利。清廷封他为义王。

公元1658年（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

“（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

看到劾奏后，孙可望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

兔死狗烹

公元1659年（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闰三月，有人揭发孙可望放债取利等事。顺治皇帝虽然明知这种事情在满洲八旗中本是习以为常的现象，却不愿放过这个机会进一步贬损孙可望的政治地位。他派内阁学士马迩吉来到孙可望的住宅宣读谕旨，先训斥一番，然后宣布宽假其罪。孙可望于惊惧之余，连忙上奏本解释自己放债的经过，并接着向顺治皇帝摇尾乞怜。此后，孙可望的处境益发难堪了，正如古语所说“神龙失势，与蚯蚓同”。

公元1660年（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六月，孙可望被迫上疏请求辞去义王封爵和册印。这时，南明永历皇帝虽然已经逃入缅甸，西南大势已定，但以李定国为首的明军残部仍在边境地区坚持斗争。清廷认为把孙可望虚有其名的义王封号撤掉并不符合当时的策略，因此，顺治皇帝特地发布了一件措辞大有讲究的圣旨。公元1660年（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1月20日，孙可望死了。官方的说法是病死，真相如何颇有疑义。清初史家就说孙可望是“随出猎被射死”；或者说“封为义王，寻被酖” 。

公元1667年（康熙八年），清廷派刑部尚书明珠等前往福建，会同靖南王耿继茂、总督祖泽沛合议招抚据守台湾的郑经。郑经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者不问，以所闻见之事如方国安、孙可望，岂非竭诚贵朝者，今皆安在？往事可鉴，足为寒心。” 可见，孙可望之死并非善终在当时一定流传得很广。孙可望死后，清廷赐谥恪顺，“祭葬加隆” ；同时命其子孙征淇袭封义王。几个月后孙征淇病死，弟征淳承袭。

公元1661年（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等领兵进入缅甸，永历帝被俘回昆明缢杀。次年康熙改元，李定国也病殁于边境。孙可望家族已经没有多大利用价值了，清廷的“恩典”也就逐步降格。

公元1666年（康熙七年）朝廷下令将义王孙征淳的年俸由五千两减为三千两。十一年，孙征淳病死，其弟孙征灏请求袭封。经议政王、大臣会议，降封为慕义公。孙征灏死后，其子孙宏相再降袭一等轻车都尉。

公元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六月，清廷终于决定：“孙可望子孙所有世职，嗣后不必承袭。”从此，孙可望家族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最后的痕迹。

轶事典故

十八先生之狱

公元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孙可望迎永明王朱由榔(即永历帝)入贵州安隆所，改安隆所为安龙府。此为永明入安龙之始。公元1651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三月初六，南明将领孙可望杀害了明桂王朝廷的18个大臣，史称“十八先生之狱”。“十八先生之狱”这一事件还得从公元1652年（永历六年，顺治九年）冬说起。孙可望派人把永历皇帝朱由榔接到他自己的势力范围——贵州安隆所，改名安龙府，作为南明的行在，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目的。孙可望在贵阳设立了内阁六部，建立太庙和社稷，制订朝仪。他名义上是建立南明永历王朝的秩序，实质上是为将来的篡位做准备。公元1654年（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初，永历皇帝慑于孙可望的威逼，在大学士吴贞毓等人的支持下，秘密写信给出征在外的李定国，请求回来护驾。这个消息被宦官马吉祥报告给孙可望，他在盛怒之下，严刑拷掠诸臣，并胁迫永历帝下诏处死吴贞毓等18位大臣。孙可望在用刑时十分残忍，充分表现了他作为流寇的本性。十八先生墓区里有“忠泉”一方。据传，当时天色突变，风雨交作，天榜山麓忽有泉水涌出，百姓说是天公流泪，因此，将此泉名为“忠泉”。在学者们看来，历史是公平的。把持南明政权的大军阀孙可望最终还是投降了满清，而十八先生最终千古流芳，为人们所铭记。十八先生之狱是南明桂王政府内部激烈的秦晋党争白热化的结果，究其根本是明朝腐败官僚体制的产物。南明沿袭了北京朝廷的腐朽气息和文官集团无休无止的党争，加速了风雨飘摇的永历朝廷的覆灭。

兴朝通宝

“兴朝通宝”是孙可望入滇以后，于公元1649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称东平王时的铸币。“兴朝通宝”是农民起义军的铸币。铸行量大，铸行时间长，开创了一派自己的风格——“滇派”，其影响十分深远。“滇派”钱币与众不同，钱文多出自匠人之手，因此字体古拙朴素；内郭、外郭都较其他钱币为宽，钱好打磨不甚精整；用材单一，多为铜币；铸工较粗糙，但钱体分量十足。这种风格对后世吴三桂的“利用”、“昭武”及其孙吴世璠的“洪化”诸钱都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直到清朝咸丰、同治朝，滇贵两省所铸大钱亦隐约可见其踪影。史书记载《南明史.第二十七章.第五节》顾诚著《粤滇纪略》卷二《孙可望陷重庆》九峰居士《钦定国史贰臣表传.贰臣传乙，卷七十九》人物评价出卖南明永历朝的孙可望之作用不亚于郑芝龙。孙可望兵败交水（今沾益）后，于是彻底抛弃大西军的抗清事业，十月，仅率二十几员将领及数百名兵卒赴长沙降清。他尽吐永历朝虚实，“以雪望深仇”，并奏请发兵进取西南，愿“偕诸将进讨”，以“效奉国初心”。由于孙可望的叛卖，永历朝的底细全部暴露，而最终被清朝消灭。

人物评价

孙可望于顺治六年，“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滇池地区因而连年丰收。顺治七年前后，修建了可以“灌溉澄郡田畴千万亩计”的西宕泉水利工程，“耕田凿井之民日苛戈于黔粤楚蜀之界”，在维持进攻的同时，还要兴修如此之多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困难可想而知。在这里除了群众的热情外，农民军积极参与建设也起了很大作用，如《重修法明寺碑记》提到了“不妨农务，借力新兵”，当年生产就迅速恢复，获得丰收，还有余力“贼见是岁秋成有望，开仓赈济寒生，每人谷一斗”。“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大西军政权就进入了它的全盛期。云南军民“挥汗如雨，民富庶兵精强”，耕者有其田、战者有其食，使云南成为了当时全国经济状况最好的地方之一。甚至于孙可望在云南的成功治理，还对清廷统治下的地区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影响和吸引力。顺治十年清军偏沅巡抚的幕僚丁大任在湖南就听说“滇中人民乐业，云南百姓恬熙，若不知有交兵者”。连远离云南且富甲天下的江南也流传“滇南，天下饶乐土也，其人隔绝山海，今犹袭冠带以居”。但出卖南明永历朝的孙可望之作用不亚于郑芝龙。孙可望兵败交水（今沾益）后，于是彻底抛弃大西军的抗清事业，十月，仅率二十几员将领及数百名兵卒赴长沙降清。他尽吐永历朝虚实，“以雪望深仇”，并奏请发兵进取西南，愿“偕诸将进讨”，以“效奉国初心”。由于孙可望的叛卖，永历朝的底细全部暴露，而最终被清朝消灭。

顾诚：在1657年反兵内向进攻昆明以前，处理内部事务虽有不妥之处，总的说来功大于过。接管和改造南明永历朝廷，创造一个足以同清廷抗衡局面的是他，而且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人做到过。孙可望的缺点在于个人野心太大，特别是在对待永历帝和原来平起平坐的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上举措失当。迫使李定国率军由湖广南下两广，虽然在客观上开辟了抗清的新局面，但已经显示出孙可望“国主”的权威运转不灵。1654年他决策部署长江战役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如果能以大局为重，不论是由他亲自率领大军东下，还是委托刘文秀为前线总指挥，战役的进程必有可观，明、清双方的胜负尚难预料。可是，在这关键时刻孙可望利令智昏，妄图推倒毫无防范能力的永历朝廷，结果激起李定国、刘文秀等人的抵制，蹉跎岁月，事机全失。张名振、张煌言和钱谦益、姚志卓等人翘首以待的会合上游“秦藩”之师夺取江南的恢复大计就此化为泡影。

郭影秋：定国性仿直与人无私曲，回旗播可望失，事上尽礼进奉极丰，不以威豪士类，人以此多之，然需计虑筹划不及可望。

杨海英：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得到了上映岗土目报告的李定国动向：“逆贼李定国差伪总兵吴之凤赍伪敕令旨到镇安，称伪永历已移驻云南省，李定国锡封伪晋王，即领贼众复图犯两粤等情，并抄录伪敕书到职。职细释来文，似孙、李二逆又有复合之势。”于孙、李矛盾这种有关“招抚机括”核心内容的情报，洪承畴是绝对重视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错误的估计，给他致命一击，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导致他第一次借病乞去。

死因争议

公元1660年（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十一月孙可望突然死去。对于死因，清朝官修史书《清史列传》及徐鼒《小腆纪年附考》说他是病死。但自清初以来有些野史就对此表示了怀疑，如戴笠的《行在阳秋》和吴伟业的《鹿樵纪闻》说他随从出猎时，被人用箭射死。林时对《荷牐丛谈》更是说孙可望被赐毒酒而死的。孙可望究竟是怎样死的，已难以确定，但孙可望非正常死亡的消息在当时流传很广。

公元1669年（康熙八年），清廷派人招抚台湾的郑经，郑经还以孙可望的结局为例来驳斥清政府的种种许诺。郑经在回信中不无讽刺地说：“贵朝宽仁无比，远的不说，拿我见到的来说，像方国安、孙可望等人，哪一个不是竭诚降顺贵朝，现在都怎样了？往事可鉴，足以令人寒心。”无论孙可望死于自己的郁积，还是死于别人的妒害，或清廷的有意安排，都逃脱不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可怜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