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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

刘仁轨                

刘仁轨(601年-685年3月2日 ),字正则,汴州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张市镇)人。唐朝宰相、名将,汉章帝刘炟之后。

刘仁轨出身尉氏刘氏 。他自少孤贫,却恭谨好学,成年后博涉文史。在唐太宗时以直言敢谏闻名,累官至给事中。唐高宗即位后,历任青州刺史、带方州刺史、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镇守百济期间,因救援新罗,并在白江口之战大败倭国、百济联军而名震天下。一度以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受命防御吐蕃。武则天摄政时,担任西京留守,封乐城郡公。

垂拱元年(685年),刘仁轨逝世,年八十四。册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唐中宗即位,加赠太尉。唐玄宗时,追谥“文献”,并配享高宗庙廷。撰有《行年记》《永徽留本司格后本》等,今已佚。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刘仁轨少年时代家境贫困,爱好学习。适逢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刘仁轨无法专心地读书。每当劳动之余,他就伸出手指在空中或地上写写划划,来巩固所学的知识。到后来,刘仁轨以学识渊博而闻名。

唐高祖武德(618年—626年)初年,河南道安抚大使任瑰起草奏疏议论国事,刘仁轨看到那份草稿,替他修改了几句话。任瑰对他的才学感到惊异,于是赤牒(临时授官的一种文书)任命他为息州参军。

不久后,刘仁轨被调为陈仓县尉。当时,折冲都尉鲁宁骄纵违法,历任陈仓县官都无法制止他。刘仁轨就职后,特地告诫鲁宁不得重犯,但鲁宁仍凶暴蛮横如故,刘仁轨于是用刑杖将他打死。州里的官员将此事禀告朝廷,唐太宗愤怒地说:“一个县尉竟打死了我的折冲都尉,这能行吗?”把刘仁轨召进朝廷责问。刘仁轨回答说:“鲁宁侮辱我,我因此杀了他。”太宗认为刘仁轨刚毅正直,不仅不加惩处,反而提拔他为咸阳县丞。

贞观十四年(640年)秋,太宗准备到同州(今陕西渭南)围猎。当时秋收还没有结束,刘仁轨上表劝阻。太宗于是下诏慰劳说:“你的职位虽低,但竭尽忠诚以奉事国家,所论之事,朕都十分赞赏。”不久,刘仁轨被授为新安县令,累官至给事中。

屡遭陷害

刘仁轨虽为官清廉刚正,但是为得宠的中书侍郎李义府厌恶。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刘仁轨因处理“毕正义案”得罪李义府,被贬为青州(今山东青州)刺史。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发兵征讨百济,刘仁轨奉命督海运。李义府在明知时机不当的情况下,强行督促他出海。结果,船队在途中遇风沉没,死伤严重。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结案后,李义府对高宗说:“不斩刘仁轨,无法向百姓谢罪。”舍人源直心说:“海风暴起,这不是凭借人力所能预料的。”高宗于是仅将刘仁轨免职,以白衣(平民)的身份随军。 李义府又示意郎将刘仁愿将他杀死,因刘仁愿不忍而作罢。

同年,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平定百济。战后,刘仁愿被任为都护,与新罗王金春秋的少子金仁泰共同镇守百济都城泗沘城(今韩国忠清南道扶余郡)。唐朝在百济设立熊津都督府,任命左卫中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王文度在渡海时病亡,高宗于是授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替王文度统军。

料事如神

显庆六年(661年),百济旧将僧道琛、鬼室福信等人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兴起百济复国运动,起兵反抗唐军,围攻刘仁愿于府城。刘仁轨与新罗军一起援救刘仁愿,并击退围攻百济军,与城中的刘仁愿会合。当时,苏定方围攻高句丽都城平壤已久,因战事不利,又值大雪,遂退出平壤。刘仁轨自请留守百济。

高宗令刘仁轨率部前往新罗,与金法敏商议唐军去留的问题。众将士都想回国,刘仁轨说:“按照《春秋》的义理,大夫出征国外,只要是可以使朝廷安宁、国家有利的事,就得专心一意地去做。如今皇上准备消灭高丽,首先消灭了百济,留下部队镇守,控制了它的要害。虽然叛贼强横,但它的兵卒劳役并不充足,我们应当磨好刀枪,喂饱战马,趁它没有准备,打它个措手不及,百战百胜万无一失。到了胜利无疑的时候,摆开决战阵势,驱马传递文书请求朝廷增派军队,声援接应,敌人就可消灭了。眼下平壤没有攻克,熊津又放弃了,那么百济死灰复燃,消灭高丽就不知是哪年哪月了。我们虽然驻进了新罗国,但这正像客人一样,发生了不称心的事,后悔还来得及吗?百济的扶余丰对鬼室福信心怀猜忌,貌合神离,势必支撑不了多久。我们应当坚守待变,届时再乘乱消灭他们。目前还不可轻举妄动。”

刘仁轨的谏奏不但让高宗满意,众臣也交口称赞。事态的发展果如其料。在时机成熟后,刘仁轨先发制人,派人侦察扶余福信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军情。随后,他引新罗军乘夜袭击真岘城,悄悄攀墙,至拂晓破城而入。唐军自此“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白江扬威

百济王扶余丰猜疑鬼室福信争权,将其杀死。他又闻唐军骤至,急遣使者到倭国、高句丽求援。

龙朔三年(663年),倭国将领毛野稚子等率二万七千人攻新罗,朝廷令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军渡过渤海到来,与刘仁轨等会师。唐军士气因而大振。

这时,众将讨论进攻目标,有人说:“加林城是水陆交通要道,何不首先攻打它?”刘仁轨说:“加林城地势险阻守卫坚固,进攻就会大量伤亡,守卫也会旷日持久。周留城,是敌巢,敌军头目都集聚在那里。如果攻克周留城,其余各城自然就好夺取了。”

按照唐军部属,孙仁师、刘仁愿及新罗国王金法敏于是率领陆军进发,刘仁轨则与杜爽、扶余隆率水军沿着熊津、白江进军,与陆军会合。刘仁轨在白江口遇上了倭军,唐军四战皆捷,焚烧倭国战船四百艘,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倭军大败。扶余丰脱身逃走,所佩宝剑被缴获。百济王子扶余忠胜、扶余忠志率领自己的兵众及倭军、耽罗国使投降,只有主帅迟受信占据的任存城还未被攻克。

当初,苏定方灭亡百济,主将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纠集溃卒,凭借险要地势接应鬼室福信。白江口之战后,二人投降唐军。刘仁轨展示诚意,让他们攻取任存城来证明自己的真诚,又为其补充军械、粮草。孙仁师认为此举可能会招致他们反叛,刘仁轨说:“我观察沙吒相如、黑齿常之真诚并有谋略,乘机立功,还怀疑什么?”沙吒相如等最终攻克了任存城,迟受信独自逃往高句丽,百济的残余势力被全部消灭。孙仁师等人班师回朝,朝廷令刘仁轨率军留镇百济。

治理百济

百济两次遭受战乱,境内受到严重的破坏,刘仁轨命令对死者进行掩埋祭奠。他重新登记户籍,设置官署属吏,开辟道路,建设村庄,修复堤坝塘堰,救济贫困人家,鼓励农业生产,替他们建立土地神庙,百济的民众都安居下来。守军于是垦种土地,筹划平定高句丽。

刘仁愿回到京城,高宗慰问他说:“你本是武将,但这次写来的奏表文书,都合乎礼仪,这是怎么做到的?”刘仁愿回答说:“都是刘仁轨的手笔,不是我能写出来的。”高宗赞赏刘仁轨,破格提拔他六级官阶,正式任命他为带方州刺史,并在长安奖赏一处住宅,加赐其家属。高宗特派使者送去盖有御印的文书,对刘仁轨进行表彰。

在太宗贞观、高宗永徽年间,朝廷都特派使者慰问祭奠阵亡的将士,有的还把赠授的官职爵位转授给他的后辈担任。显庆以后,奖赏出征将士的事几乎不复存在。到平百济、围平壤时,有功的人完全没有甄别任用。州县征募兵役,人们不愿当兵出征,身体健壮、家境富裕的人,用财物到官府打通关节,都可以逃避征调。招募到的人都愚弱贫困,缺乏斗志。刘仁轨全面论述了不计功行赏的弊病,要求朝廷对出征将士给予慰劳奖赏,以便鼓舞士气。刘仁轨还呈递奏表,建议任用扶余隆,令其安抚百济民众。高宗对他的建议表示同意,并授扶余隆为熊津都督。

当时,刘仁愿任卑列道总管,高宗令他接替刘仁轨驻守百济,然后二人再一起回国。刘仁轨说:“皇上巡视各地,还要筹划平定高丽。眼下正值农忙季节,如果官兵全被接替,新来的人不熟悉情况,万一这里发生变故,谁能保卫?不如留下原来的部队收割完毕之后,分批派他们回国。我应当留下,还不能离开。”刘仁愿不同意,说:“我只知道执行诏令。”刘仁轨说:“不对。如果对国家有利,知道该做就没有不做的,这是臣下应守的节操。”于是向朝廷陈述利害关系,请求留守百济。高宗同意,并因此认为刘仁愿不忠。

位极人臣

麟德二年(665年),高宗到泰山封禅时,刘仁轨带领新罗、百济、儋罗、倭国这四个属国的酋长奔赴泰山参加祭典集会。高宗非常高兴,擢升刘仁轨为大司宪兼知政事。

乾封元年(666年)六月,刘仁轨迁右相,兼检校太子左中护。根据前后战功,高宗封刘仁轨为乐城县男。

总章元年(668年),刘仁轨出任熊津道安抚大使兼浿江道总管,作为司空李勣的副手,协助其攻灭高句丽。次年,唐军回师,刘仁轨乞老归养,高宗加授其为金紫光禄大夫,允其致仕。

咸亨元年(670年),刘仁轨复出,被任命为陇州刺史。

咸亨三年(672年),刘仁轨入朝为太子左庶子。十二月,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并监修国史。

咸亨四年(673年)三月,因“许敬宗等所记多不实”,高宗令刘仁轨等改修国史。

咸亨五年(674年),任鸡林道大总管,东征新罗。刘仁轨率唐军横渡瓠芦河,攻克新罗重镇七重城。以功进封为乐城县公,他的儿子以及侄子中有三个人被授予上柱国头衔,乡里为此感到光荣,把他的故居称为“乐城乡三柱里”。次年,刘仁轨入朝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宾客、监修国史,仍旧主持政务。

仪凤二年(677年)五月,吐蕃进犯扶州(治同昌,今甘肃文县)临河镇,唐军兵败,朝廷任命刘仁轨为洮河道(军在鄯州城内)行军镇守大使,以图取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 刘仁轨的建议屡遭中书令李敬玄反对,他因此怀恨在心。刘仁轨明知李敬玄不是将才,但是因为一心想报复李敬玄,所以上奏道:“西边镇守的重任,非李敬玄不可。”李敬玄推辞不掉。次年九月,李敬玄在青海之战中兵败,被贬为衡州刺史。

永隆二年(681年),刘仁轨兼任太子太傅。不久后,他上疏请求致仕。高宗同意他辞去尚书左仆射之职,仍以太子太傅之衔知政事。

留守长安

永淳元年(682年),高宗游幸东都洛阳,留皇太子李显在长安处理军政事务,令刘仁轨与裴炎、薛元超辅佐太子。次年八月,李显奉诏赶赴洛阳,由唐昌郡王李重福继任(一作皇太孙李重照)留守,刘仁轨任副留守。

弘道元年(683年)十二月,高宗驾崩,皇太后武则天执政,加授刘仁轨为特进。

光宅元年(684年)二月,李重照被废,刘仁轨又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专任西京留守,独自主持长安的留守事务。

武则天特意写信给刘仁轨,将其与留守关中的西汉名臣萧何并称。刘仁轨却以年老体弱为由而上疏推辞,请求免除自己的留守之任。他还乘机陈述西汉吕后乱政败亡之事,以申明对武则天的讽谏之意。

武则天得诏后,派侄子武承嗣专程前往长安慰问刘仁轨,向其解释道:“今日因皇帝正在守丧不能开口发布政令,眇身我(武则天)暂时代替他处置政事。劳您从远处劝诫,又上表声称年老多病要辞职,内多责备抱怨,使我忧虑不安进退无据。你又说‘吕后被后代耻笑,吕禄、吕产给汉朝带来灾难’,比喻实在深刻,使我欣慰和惭愧交集。您忠贞的操守,终始不变;劲直的气节,古今罕比。开始时听到这种话,怎能不感到迷惘;静而深思,足为借鉴。而且宰相之位,是百官的楷模,何况您是先朝旧臣,为远近所注目。希望您以匡正补救国事为怀,不要以年迈为由请求退休。”不久,朝廷进封刘仁轨为乐城郡公。

寿终正寝

垂拱元年(685年),刘仁轨遵从新令,改任文昌左相、同凤阁鸾台三品。正月二十二日(3月2日) ,刘仁轨逝世,享年八十四岁。武则天为其辍朝三日,命在京官员依次到他家中吊祭,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赐其家实封三百户。

唐中宗李显重新即位后,因为刘仁轨是“春宫旧僚”,追赠他为太尉。唐玄宗开元(713年—741年)年间,经刘仁轨之孙、秘书少监刘冕申请,玄宗下诏为刘仁轨立碑,并赐谥“文献”。

天宝六载(747年)正月十二日,刘仁轨与尚书右仆射褚遂良、司徒高季辅一同配享唐高宗庙廷。

主要成就

龙朔元年(661年),刘仁轨为检校带方州刺史,会合新罗兵,大破百济军于熊津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解百济府城镇将刘仁愿之围。次年,与刘仁愿共败百济于熊津(今韩国公州)东。在孤军无援之际,说服部众,坚守观变,伺机拔数栅,并攻取要塞真岘城(今韩国镇岑)。

龙朔三年(663年),率水军于白江口(今白马江口)击败援救百济的倭军,焚其舟400艘。百济平后,刘仁轨奉命留镇百济。他修屯田,训士卒,以图攻取高句丽。乾封三年(668年),辅佐司空李勣灭亡高句丽。咸亨五年(674年),率军攻新罗。次年,破其要镇七重城(今韩国积城);又遣靺鞨军渡海,攻新罗南境,杀获甚众。

仪凤二年(677年),任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以防御吐蕃。

个人作品

刘仁轨亲身经历了隋末的乱世,辑录所见所闻,撰写《行年记》一书,今已佚失。他还曾主持改修国史。仪凤元年(676年)十二月至次年三月,刘仁轨奉命“删辑格式”,撰成《永徽留本司行格后本》11卷等。此次修订,一方面是因为官号复旧,另一方面也删除了法律中“于时不便”的条文,尤其是将永徽以来的制敕加以重新“编次”,增补到格中。为唐代法律体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家族成员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刘仁轨出身尉氏刘氏,为汉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的后裔。刘开的子孙世代居于乐城,至十世孙刘通时,迁居尉氏,因而号称尉氏刘氏,为刘氏“定著七房”之一。刘通于北魏官至建武将军、南阳太守,封乐城侯。刘通的五世孙即为刘仁轨。

尉氏刘氏部分世系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刘能([北齐]冠军将军)

刘炽(淮阳王参军)

刘子威

刘仁轨

刘滔


刘濬(太子中舍人)

刘晃(一作刘冕,太常卿)

刘昂(京兆少尹)

刘仁相



刘仁轨的故事(轶事典故)

当居宰相

刘仁轨虽然位居宰相,从不骄傲自大,每次会见贫贱时的旧友,不改平民时的样子。刚任陈仓尉时,观相人袁天纲对他说:“你最终会位居宰相,年近九十。”后来果然应了他的预言。

心存富贵

刘仁轨任检校带方州刺史时,对别人说:“老天打算让我这老头富贵吧!”于是请求到了朝廷颁布的历书和历代皇帝的名讳,有人询问这是为什么,刘仁轨回答说:“我会平定辽东,颁布使用大唐历法。”结果都像他说的那样实现了。

矫枉过正

显庆五年(660年),刘仁轨为李义府陷害,所督船队在途中遇风沉没。朝廷派监察御史袁异式审讯,李义府暗示袁异式:“你如果能办成这事(陷害刘仁轨),不用担心没官做。”袁异式到达后,对刘仁轨说:“你与朝廷中什么人有仇恨,应当提前为自己打算。”刘仁轨说:“我当官不称职,国家有正常的刑罚,您依法将我处死,我没有什么可逃避的。如果自作主张让我自尽,以使仇人高兴,我当然不甘心!”袁异式于是结案上报。离开时,他还亲自上锁,怕刘仁轨逃脱。

刘仁轨任大司宪后,袁异式大惧,内心不安,趁醉向刘仁轨辩解。刘仁轨将酒杯里的酒倒光,对他说:“我刘仁轨如果记着旧事,就像这酒杯一样!”等到刘仁轨升任右相,袁异式被改授为詹事丞,时人议论纷纷。刘仁轨闻讯后,又推荐袁异式任中台司元大夫。监察御史杜易简对人说:“这就是所谓的矫枉过正(纠正错误超过了应有的限度)啊!”

解事仆射

上元二年(675年),刘仁轨与戴至德分任左、右仆射。二人按日轮流接受讼辞。刘仁轨常用美言答应递送讼辞人的要求。戴至德定要据理责问,未曾轻易表态。如果确有冤枉,他才私下上奏为其申辩。因此,时人都称赞刘仁轨。

曾有一位老妇人要找刘仁轨呈递讼辞,错找了戴至德。戴至德还未完看完讼辞,老妇人发现找错了,说:“原来以为是懂事的仆射,竟是不懂事的仆射!快把讼辞还我!”戴至德笑着把讼辞交还她。时人称赞他为宽厚长者。

计杀嗣宗

嗣圣元年(684年),宰相裴炎被下狱,武则天派郎将姜嗣宗前往长安。刘仁轨问姜嗣宗洛阳的情况,姜嗣宗说:“我觉得裴炎举止很奇怪、有异于常很久了。”刘仁轨说:“您察觉了吗?”姜嗣宗说:“是的。”刘仁轨又告诉他:“仁轨有事禀告,请帮我顺便上奏罢。”姜嗣宗答应他,带着刘仁轨的奏章返回洛阳。结果,刘仁轨在奏章说:“姜嗣宗预知裴炎造反,而不上奏。”武则天于是处死裴炎,并在都亭驿将姜嗣宗处以绞刑。

傅氏取名

1935年,历史学家傅斯年与妻子俞大彩的儿子出生。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正不断加深,傅斯年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傅仁轨”。按傅斯年解释,孩子取名本应按“乐”字排行,之所以破例命名,正是为纪念在白江口之战歼灭日本的刘仁轨。

人物评价

袁天纲:君终当位邻台辅,年将九十。 ( 《旧唐书》引)

李世民:卿职任虽卑,竭诚奉国,所陈之事,朕甚嘉之。 ( 《旧唐书》引)

上官仪: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 ( 《资治通鉴》引)

刘仁愿:刘仁轨之词,非臣所及也。 ( 《旧唐书》引)

武则天:①昔汉以关中之事,专仗萧何。今者公,亦犹於古。所希耆德,敬勖乃诚。 ( 《与刘仁轨书》)②公忠贞之操,终始不渝;劲直之风,古今罕比。 ( 《喻刘仁轨玺书》)

韦述:世称刘乐城与戴至德同为端揆,刘则甘言接人,以收物誉;戴则正色拒下,推美于君。故乐城之善于今未弭,而戴氏之勣无所闻焉。呜呼!高名美称,或因邀饰而致远;深仁至行,或以韬晦而莫传。岂唯刘、戴而然,盖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非夫圣智,鲜不惑也。且刘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徒贻国之耻,忠恕之道,岂其然乎? ( 《旧唐书》引)

刘禹锡:太宗朝李靖、高宗朝刘仁轨,皆自宰臣,乞骸致政。其後知犹可用,复起於家。进退之间,曲尽情礼。君臣之际,良史美谈。 ( 《为裴相公让官第三表》)

刘昫:①昔晋侯选任将帅,取其说《礼》《乐》而敦《诗》《书》,良有以也。夫权谋方略,兵家之大经,邦国系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强弱,则冯众怙力,豨勇虎暴者,安可轻言推毂授任哉!故王猛、诸葛亮振起穷巷,驱驾豪杰,左指右顾,廓定霸图,非他道也,盖智力权变,适当其用耳。刘乐城、裴闻喜(裴行俭),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儒将之雄者也。天后预政之时,刑峻如壑,多以谀佞希恩,而乐城、甑山(郝处俊),昌言规正,若时无君子,安及此言? ( 《旧唐书》)②殷礼阿衡,周师吕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将。乐城、闻喜,当仁不让。管、葛之谭,是吾心匠。 ( 《旧唐书》)

王旦:唐刘仁轨尝忿李敬玄异己,将以计去之,乃称其有将帅材,而敬玄卒败军事,此皆不以国家为虑者也。 ( 《续资治通鉴长编》引)

宋祁:仁轨等以兵开定四夷,其勇无前,至奉上则瞿瞿若不及,行俭临下以恕,师德(娄师德)宽厚,其能以功名始终者,盖近乎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者邪! ( 《新唐书》)

彭孙贻:刘仁轨、裴行俭皆起儒生,怀将略,立功徼外,功名相等。仁轨将略卓绝一时,其表陷袁嗣宗(应作姜嗣宗)也,武夫不学,实患失之所致,惜哉! ( 《茗香堂史论》)

王夫之: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高季辅、张行成,太宗所任以辅己者也,贬死黜废,不能以一日安矣,保禄位以令终,唯怀奸之李勣耳。自是而外,若韩瑗、来济、杜正伦、刘仁轨、上官仪、刘祥道,较无覆之伤,而斥罪旋加,幸免者亦托于守边以免祸。 ( 《读通鉴论》)②武、韦之世,其宣力中外者,则刘仁轨、裴行俭、王方翼、吉顼、唐休璟、郭元振、姚元之、张仁愿悉无所掣曳以立功名。 ( 《读通鉴论》)

计大受:刘仁轨之为将也,善谋能断。其始任带方州,谓人曰:天将富贵此翁耶!盖自度智略足以就之,然惟心存富贵,平日所言,苟利国家,知无不为,皆缘以投富贵之机,而非纯于为臣之节。 ( 《史林测义》)

蔡东藩:高宗时之良将,苏定方外,应推刘仁轨,高丽未捷而还师,百济复燃而未靖,微仁轨之临机决胜,则刘仁愿必且还军,即幸不为敌所乘,而新罗介居两国间,又遭大丧以后,其能免为蚕食乎?故仁愿之从谏如流,虽有足称,而平定百济,虽出仁轨之功,表而出之,功其庶不没乎? ( 《唐史演义》)

徐培根等:唐破百济,由于刘仁轨之善于此项(占领地政治措施)战后之政治措施,遂能灭百济。……由此可以发现唐东征之将领中,独具文武兼备之才具者,厥惟刘仁轨一人而已。 ( 《中国历代战争史》)

史书记载

《旧唐书.卷八十四.列传第三十四》

《新唐书.卷一百八.列传第三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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