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战国时期中原(洛阳)人,名丹,字圭。有“商祖”之誉。在魏惠王属下为大臣,善于修筑堤坝,兴修水利。《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他主张减轻田税,征收产物的二十分之一。提出贸易致富的理论。主张根据丰收歉收的具体情况来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方法经商。谷物成熟时,进收粮食;蚕茧出产时收进絮帛,出售粮食。白圭并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认为农业的一个周期为12年。他亦认为经商要按时机,就像孙子吴起用兵、商鞅行法。一说,水利专家白圭和贸易致富的白圭是两人。
白圭,名丹,战国时期洛阳著名商人。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白圭曾在魏国做官,后来到齐、秦,也是一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汉书》称他是经营贸易发展工商的理论鼻祖,即“天下言治生者祖”。商场如战场,只有随机应变,巧用计谋,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战中,商界仍以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奉“治生之祖”白圭为高人。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必须通过社会交换互通有无,工商业的出现势在必然。古都洛阳作为政治、经济的中心,工商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西周,这里就设有“泉府”作为金融管理机构,“空首布”作为货币广泛流通,表明商 业的发展相当繁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周室国力衰微,但洛邑的商业贸易繁荣,人员往来频繁。《史记·货殖列传》载:“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又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张仪列传》说:“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苏秦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充分说明,当时的洛邑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还是全国性商贸中心。不少外地商人不远千里来洛阳经商,这里因此居住着大量的外地人口。所谓“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商,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商”,此时有名的富商巨贾弦高、白圭、吕不韦都曾往来、活动于洛阳。经商如孙吴用兵,审时度势;如商鞅变法,顺应时机。白圭对经商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靠贱买贵卖获取利润。他在谷类成熟的时候收购粮食,出售丝织品、漆类;在蚕茧收获的季节,收购帛絮,出售粮食,并提出了著名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商理念。白圭还认为真正的商人,不应惟利是图,应当有“智、勇、仁、强”四种秉性,具备姜尚、伊尹等人的智慧、计谋,方可成就大业。这一经营准则,直到今天仍为商界广为运用和提倡。除白圭外,周代还出现了一批十分有成就、有影响的商人。郑国弦高就是其中之一。作为商人,弦高深知国家的安危对自己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对国家的存亡非常关注。他赴洛邑经商,途经滑国、犒劳秦师、智退秦军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他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爱国商人的典型代表。
白圭(前370年———前300年),(前463年———前365年), 名丹,战国
时人,出生在东周的都城洛阳,梁(魏)惠王时在魏国为相,期间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黄河水患,后因魏政治腐败,游历了中山国和齐国后,弃政从商。《汉书》中说他是经营贸易发展生产的理论鼻祖,先秦时商业经营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白圭通过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成丰歉的变化,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方法,丰收年景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用观察天象的经验预测下年的雨水多少及丰歉情况。若当年丰收,来年大旱,就大量收购粮食,屯积货物。想让粮价增长,就专买下等谷物;想让成色提高,就专买上等谷物。为掌握市场的行情及变化规律,经常深入市场,了解情况,对城乡谷价了如指掌。白圭虽为富商,但生活俭朴,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与他的奴仆们同甘共苦。
白圭经商速战速决,不误时机。他把经商的理论,概括为四个字:智、勇、仁、强。他说,经商发财致富,就要像伊尹、吕尚那样筹划谋略,像孙子、吴起那样用兵打仗,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如果智能不能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善于取舍,强不会守业,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
白圭的这些经商理论,为后世商人效法和借鉴。中国古代商人把他奉为祖师爷,宋景德四年,真宗封其为“商圣”。白圭“人弃我取”和“知进知守”的理财思想对现代人理财也有指导意义。以至于在现代,“白圭”仍然是财富的代名词。
战国时期,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社会经济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入,新兴的封建地主制先后在各国确立。生产力迅速提高,市场上的商品量急剧增加,人民的消费购买能力也迅速增长。长期的兼并战争改变了过去小国林立、交通阻塞、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一切因素的推动下,商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飞越,工商界的天下,已经被新兴于春秋末年的自由商人占领了,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的巨商大贾,而被后世尊为百代商人之祖的白圭,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