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衡,字稚圭,西汉后期人,生卒年不详,西汉经学家,官至丞相,曾以“凿壁偷光”的苦读事迹名世,祖籍东海郡丞邑(今兰陵县鲁城镇匡王村),“早年求学中迁居邹邑(今邹城市)羊下村”(据朱承命修《邹县志》)。
其“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这就是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两千年来盛传不衰。匡衡青少年时期除了“庸作以供资用”,把得到的报酬买书买笔等学习用具外,史籍还记载,他还经常到书简收藏者那里去劳作而不取报酬,只是将借书作为交换条件。正因匡衡孜孜以读,因而成为一代经学大师。
其“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西京杂记》)。这就是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两千年来盛传不衰。匡衡青少年时期除了“庸作以供资用”,把得到的报酬买书买笔等学习用具外,史籍还记载,他还经常到书简收藏者那里去劳作而不取报酬,只是将借书作为交换条件。正因匡衡孜孜以读,因而成为一代经学大师。
匡衡学成后,非常喜欢探讨诗句的含义,因而,众儒生曾编出谚语:“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当时大文人萧望之、梁贺曾与匡衡辩《诗》,匡衡谈吐有据,言语精美,深得萧、梁二人的赞赏。于是,萧望之亲自上奏折,请求任用。
起初,匡衡调补平原文学,因为政绩卓著,学者多有上书举荐,认为匡衡“经明不凡,当世少双”,乐陵侯史高更称他“才智有余,经学绝伦”(《汉书·匡衡传》)。汉元帝即位,赐衡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匡衡曾先后出任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光禄勋、御史大夫等职。汉元帝在位时,还曾让匡衡居于殿中为师,为朝内官员讲解《诗经》,不少县官也前往旁听。建昭三年(前36年),拜匡衡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600户。
初元二年(前47年),“有日蚀地震之变”,灾害严重,元帝深感震惊与忧虑,于是向群臣征询政治上的得失。时任“给事中”的匡衡纵观全局,经过深思熟虑,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呈递的《政治得失疏》说:“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他针对当时存在的“吏民触法抵禁”、“贪财贱义”、“纲纪失序”等时弊提出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诸如缩减宫廷开支、倡节俭、抑侈靡、建制度、立章程、近忠良、远佞臣、选人才、开言路等。匡衡极力主张“礼让为国”,并主张首先从君臣做起,如不然,则“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汉书·匡衡传》)。要做到“民不争”、“下不暴”、“众相爱”,必须整顿吏治,“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才,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苛薄之吏”。匡衡的奏疏切中时弊,因而深得元帝赞誉。
在他任朝臣期间,曾提出一系列兴利除弊的主张,他的“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的奏疏就有着较重的份量,为改善朝政发挥了积极作用。建始五年(前28年),匡衡封地乐安侯国与当地发生土地争端,有人告他在封邑(今安微省泗洪县西北)多占土地,又因儿子匡昌为越骑校尉,醉后杀人,系诏狱。匡衡惶惶之中请求辞职,后经皇帝允准,免其职。有人弹劾匡衡“专地盗土”,主要是指他的封邑土地丧失了界桩,后经丈量核实,比封赐之初多出400亩,当是侵占所致。皇帝念匡衡为朝廷旧臣,多所贡献,故将多出的土地依旧归其所有,以示安慰。
匡衡被免职后“无颜于家”,至今驿城区王庄乡匡谈村,并卒于此。匡衡子匡咸也以经学入仕,“历九卿,家世多为博士者”(清康熙四十一年,朱承命修《邹县志》)。匡衡墓在今驿城区王庄乡匡谈村,墓前有明代人书写的墓碑。
汉元帝十分喜好儒术文辞,尤喜爱《诗经》,曾多次亲自听匡衡讲《诗经》,对匡衡的才学十分赞赏,因此任匡衡为御史大夫。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丞相韦玄成病逝,匡衡又代为丞相,封乐安侯,辅佐皇帝,总理全国政务。匡衡可算是因明经而位极人臣的典型了。
匡衡任职期间,多次上疏陈述自己对朝廷政策的意见,陈述治国之道并经常参与研究讨论国家大事,按照经典予以答对,言合法义,博得元帝信任。每当朝廷大臣讨论政务时,匡衡总是引《诗经》为据,认为“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意,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经之指,则人天之望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匡衡的主张得到元帝及成帝的支持,这与从汉朝中期就开始兴起的独尊儒术,推重经学,微言大义的社会风尚是分不开的,实际是汉朝统治者用以统治人民的一种手段。元帝后期时,宦官石显为中书令,他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怂恿元帝加重赋役,剥削人民,但因有皇帝的宠幸,没人敢触犯他。成帝即位后,匡衡便上疏弹劾石显,列举其以前所犯罪恶,并纠举他的党羽,这是匡衡所做的最后一件铲除奸佞,为汉朝廷尽忠的事情。不久,匡衡与同僚间渐有离隙,被人弹劾,贬为庶民,返回故里,不几年,病死于家乡。
元帝封其为安乐侯,其侯国食封土地本为三十一万亩,匡衡利用郡图之误,非法扩大食封土地四万多亩。成帝时,司隶校尉骏等告其“专地盗土”(指扩大国界),被免为庶人。
匡衡勤奋好学,终凭一己之力,位极人臣,是标榜让青年人学习的楷模。孰料位高权重之后他也走上了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路,外斥异己并对有污点的陈汤(其奏章中首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名言)以及众多功臣进行打压。
匡衡幼时好学,家贫夜晚没有灯烛,他就凿穿墙壁借邻居家的烛光苦读。
匡衡家穷买不起书。同乡有个富翁家中藏书很丰富。匡衡就去他家做工,却不收分文工钱。富翁感到很奇怪,问匡衡为什么?匡衡说:“我不想要工钱,只希望您能把家中的书都借给我读,我可就很心满意足了。”富翁听了,被他那种勤奋好学的精神所深深感动,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从此,匡衡就有了极好的读书机会。史书上说,匡衡精力充沛,超越常人,富翁家的丰富的藏书,加上匡衡本人的勤奋努力,终于把他造就成为一位知识学问渊博的学者。
汉元帝的时候,匡衡受推荐被朝廷任命为郎中,再升为博士,给事中。这时先后发生了日蚀和地震,汉元帝心中惶恐,怕是上天降下的灾殃警兆,就向大臣们咨询政治的得失。匡衡上奏,列举历史事实说明天象只是一种大自然的阴阳变化,祸福全在于人的作为,人类社会的风气,更在于朝廷的教化倡导和影响。因而皇上应当裁减宫廷的费用,亲近忠臣正人,疏远佞臣小人,选拔贤材,开放方路接纳忠谏,等等。汉元帝很赞赏匡衡的见识,提升他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汉元帝庞爱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定陶王超过了皇后和太子。匡衡对此提出了恳切的规劝,透彻地剖析“正家而天下定”的道理,要防止招致国家的祸乱。匡衡在朝廷中参议大政,引经据典,阐明法理道义,很受赞赏,由此升任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后来又升来丞相,封为乐安侯。
汉元帝时,宦官中书令石显专权,排挤陷害贤良。匡衡也害怕他,不敢指摘。汉元帝去世之后,汉成帝即位,匡衡和御史大夫甄谭联手弹劾石显,揭露他和党羽的种种罪恶。石显和爪牙都受到应有的惩办。但朝中大臣也有人认为,匡衡身为辅政大臣,早年不及时参奏揭发,却阿谀曲从,没有尽到责任,对他提出弹劾。匡衡也自感惭愧,一再请求辞职,后来终于因多霸占封地的事被罢了官。
匡衡,字稚圭,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直。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 《西京杂记》
匡衡,字稚圭,匡衡勤奋好学,但家中没有蜡烛照明。邻家有灯烛,但光亮照不到他家,匡衡就把墙壁凿了一个洞引来邻家的光亮,让光亮照在书上来读。同乡有个大户人家叫文不识的,是个有钱的人,家中有很多书。匡衡就到他家去做雇工,又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主人,我想读遍你家所有的书。”主人听了,深为感叹,就把书借给他读。于是匡衡成了大学问家。
而:却,但。(表转折)
逮:到,及。不逮,指烛光照不到。
穿壁:在墙上凿洞。
邑人:谓同县的人。古时“县”通称为“邑”。
乃:于是,就。
大姓:富户;大户人家。
文不识:姓文名不识。
与:帮助。
佣作:做雇工辛勤劳作。
偿:值,指报酬(回报)。
怪:感到奇怪。
资给:借给。
愿:希望。
遍读之:全部读他一遍。
遂:便。
成:成为,变成。
大学:大学问家。
直:通“值”,工钱。
为:给。
逮:到,及。
匡衡买不起书,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非常贵重的,有书的人不肯轻易借给别人。匡衡就在农忙的时节,给有钱的人家打短工,不要工钱,只求人家借书给他看。
过了几年,匡衡长大了,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工夫看一点书,所以一卷书常常要十天半月才能够读完。匡衡很着急,心里想:白天种庄稼,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一些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匡衡家里很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怎么办呢?
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着,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嚯地站起来,走到墙壁边一看,啊!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灯光。于是,匡衡想了一个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他就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起书来。
匡衡就是这样刻苦学习,勤俭节约,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这个故事也就是人们传颂的凿壁偷光,又做凿壁借光。
卷八十一 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
匡衡字稚圭,东海承人也。父世农夫,至衡好学,家贫,庸作以供资用,尤精力过绝人。诸儒为之语曰:“无说《诗》,匡鼎来;匡语《诗》,解人颐。”
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太常掌故,调补平原文学。学者多上书荐衡经明,当世少双,令为文学就官京师;后进皆欲从衡平原,衡不宜在远方。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府梁丘贺问,衡对《诗》诸大义,其对深美。望之奏衡经学精习,说有师道,可观览。宣帝不甚用儒,遣衡归官。而皇太子见衡对,私善之。
会宣帝崩,元帝初即位,乐陵侯史高以外属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为副。望之名儒,有师傅旧恩,天子任之,多所贡荐。高充位而已,与望之有隙。长安令杨兴说高曰:“将军以亲戚辅政,贵重于天下无二,然众庶论议令问休誉不专在将军者何也?彼诚有所闻也。以将军之莫府,海内莫不卬望。而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体劳心,以求贤为务。传曰:以贤难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贤,以食难得之故而曰饱不待食,或之甚者也。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余,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将军诚召置莫府,学士歙然归仁,与参事议,观其所有,贡之朝廷,必为国器,以此显示众庶,名流于世。”高然其言,辟衡为议曹史,荐衡于上,上以为郎中,迁博士,给事中。
是时,有日蚀、地震之变,上问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陛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侥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臣愚以为宜一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F8B5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
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
臣闻天人之际,精B22D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官卫,罢珠崖,偃武行文,将欲度唐、虞之隆,绝殷、周之衰也。诸见罢珠崖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官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
上说其言,迁衡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定陶王爱幸,宠于皇后、太子。衡复上疏曰:
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
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审已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大察,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大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所以崇圣德。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阃内。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适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适而卑庶也,适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衡为少傅数年,数上疏陈便宜,及朝廷有政议,傅经以对,言多法义。上以为任公卿,由是为光禄勋、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韦玄成为丞相,封乐安侯,食邑六百户。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
陛下秉至考,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
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睢》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未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
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臣衡材驽,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又观以礼乐,飨醴乃归。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
上敬纳其言。顷之,衡复奏正南北郊,罢诸淫祀,语在《郊祀志》。
初,元帝时,中书令石显用事,自前相韦玄成及衡皆畏显,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与御史大夫甄谭共奏显,追条其旧恶,并及党与。于是司隶校尉王尊劾奏:“衡、谭居大臣位,知显等专权势,作威福,为海内患害,不以时白奏行罚,而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无大臣辅政之义。既奏显等,不自陈不忠之罪,而反扬著先帝任用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诏勿劾。衡惭惧,上疏谢罪。因称病乞骸骨,上丞相乐安侯印绶。上报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君遵修法度,勤劳公家,朕嘉与君同心合意,庶几有成。今司隶校尉尊妄诋欺,加非于君,朕甚闵焉。方下有司问状,君何疑而上书归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烛也。传不云乎?‘礼义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专精神,近医药,强食自爱。”因赐上尊酒、养牛。衡起视事。上以新即位,褒优大臣,然群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风雨不时,连乞骸骨让位。上辄以诏书慰抚,不许。
久之,衡子昌为越骑校尉,醉杀人,系诏狱。越骑官属与昌弟且谋篡昌。事发觉,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谒者诏衡冠履。而有司奏衡专地盗土,衡竟坐免。
初,衡封僮之乐安乡,乡本田堤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谓所亲吏赵殷曰:“主簿陆赐故居奏曹,习事,晓知国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计时,衡问殷国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赐以为举计,令郡实之。恐郡不肯从实,可令家丞上书。”衡曰:“顾当得不耳,何至上书?”亦不告曹使举也,听曹为之。后赐与属明举计曰:“案故图,乐安乡南以平陵佰为界,不从故而以闽佰为界,解何?”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司隶校尉骏、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监临盗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义,诸侯不得专地,所以一统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辅国政,领计簿,知郡实,正国界,计簿已定而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及赐、明阿承衡意,猥举郡计,乱减县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于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为庶人,终于家。
子咸亦明经,历位九卿。家世多为博士者。
民间评价:“即说诗,匡衡来,匡说诗,解人颐。”
后世评价:匡衡勤奋无比、通古博今,经学绝伦,直言进谏,刚直不阿,受人敬重,是汉代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匡衡被《汉书》列为一代名相而世代相传。
匡衡墓,位于山东枣庄峄城西南14华里。墓封土堆高约4米,直径35米,墓区遍植林木。“文革”期间,封土堆南部被红卫兵挖一坑,深2米许,未及墓室。墓南原有匡衡祠,于清乾隆四十年重建,但历经沧桑,今已无存。仅留墓碑一座,为乾隆年间峄县令张玉树亲题:“汉丞相乐安侯匡衡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