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隐之

吴隐之（？—414），字处默，东晋濮阳鄄城人，生当东晋后期。曾任中书侍郎，左卫将军，广州刺史等职，官至度支尚书，著名廉吏。

生平

少年

吴隐之：虽家境贫寒，但志存高远。他饱览诗书，以儒雅显于世。即使每天喝粥，也不受外来之财，母亲去世时，他悲痛万分，每天早晨都以泪洗面，行人皆为之动容。当时韩康伯是他的邻居，韩康伯之母常对康伯说：“你若是当了官，就应当推荐像他那样的。”

成年

后来，韩康伯成了吏部尚书，便推荐吴隐之为辅国功曹。当时兄坦之为袁真功曹，袁真被桓温打败，坦之被俘即将杀头。隐之拜见桓温，请以身赎兄，温认为隐之是难得的忠义之士，放坦之，奏拜隐之为奉朝请、尚书郎。女儿出嫁，谢石派人前来帮忙，但隐之宾客一个不请，嫁妆一件未置，但见丫环牵着狗到大街去卖。后调任晋陵太守，妻子仍负柴做饭，孝武帝很器重他，任为御史中丞、左卫将军。后历任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太子右卫卒、领著作郎、右卫将军等职。

隆安年间(397年-402年)，朝廷想革除岭南的弊端，任命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赴任途中行至距广州20里处的石门，遇一山泉，当地人皆说喝了此泉之水就会变得贪婪无比，故名“贪泉”。隐之对家人说：“如果压根儿没有贪污的欲望，就不会见钱眼开，说什么过了岭南就丧失了廉洁，纯属一派胡言。”说着走到泉边舀了就喝，并赋诗一首：“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上任后，他廉洁奉公，清简勤苦，始终不渝，所食不过是稻米、蔬菜和干鱼，穿的是粗布衣衫，住处的帐帷摆设均交到库房，有人说他故意摆样子，隐之笑而不语，一如既往。部下送鱼，每每剔去鱼骨，隐之对这种媚上作风非常厌烦，总是喝斥惩罚后赶出帐外。经过他的惩贪官、禁贿赂，广州官风有所好转。元兴初，皇帝下诏，晋升他为前将军，赐钱50万，谷千斛。

吴隐之在广州多年，离任返乡时，小船上仍是初来时的简单行装。唯有妻子买的一斤沉香，不是原来的物件，隐之认为来路不明，立即夺过来丢到水里。到家时，只有茅屋六间，篱笆围院。刘裕赐给他牛车，另为他盖一座宅院，隐之坚决推辞掉了。后升任度支尚书、太常，隐之仍洁身自好，清俭不改，生活如平民。每得俸禄，留够口粮，其余的都散发给别人。家人以纺线度日，妻子不沾一分俸禄。寒冬读书，隐之常身披棉被御寒。

老年

义熙八年(412年)，隐之告老还乡，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钱10万，米300斛。九年(413年)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记载

《晋书·吴隐之传》：

吴隐之，字处默，濮阳鄄城人，魏侍中质六世孙也。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日晏歠菽，不飨非其粟，儋石无储，不取非其道。年十余，丁父忧，每号泣，行人为之流涕。事母孝谨，及其执丧，哀毁过礼。家贫，无人鸣鼓，每至哭临之时，恒有双鹤警叫，及祥练之夕，复有群雁俱集，时人咸以为孝感所至。尝食咸菹，以其味旨，掇而弃之。

与太常韩康伯邻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贤明妇人也，每闻隐之哭声，辍餐投箸，为之悲泣。既而谓康伯曰：“汝若居铨衡，当举如此辈人。”及康伯为吏部尚书，隐之遂阶清级，解褐辅国功曹，转参征虏军事。兄坦之为袁真功曹，真败，将及祸，隐之诣桓温，乞代兄命，温矜而释之。遂为温所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累迁晋陵太守。在郡清俭，妻自负薪。入为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太子右卫率，转散骑常侍，领著作郎。孝武帝欲用为黄门郎，以隐之貌类简文帝，乃止。寻守廷尉、秘书监、御史中丞，领著作如故，迁左卫将军。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披絮，勤苦同于贫庶。

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唯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朝廷欲革岭南之弊，隆安中，以隐之为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假节，领平越中郎将。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帐下人进鱼，每剔去骨存肉，隐之觉其用意，罚而黜焉。元兴初，诏曰：“夫孝行笃于闺门，清节厉乎风霜，实立人之所难，而君子之美致也。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吴隐之孝友过人，禄均九族，菲己洁素，俭愈鱼飧。夫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革奢务啬，南域改观，朕有嘉焉。可进号前将军，赐钱五十万、谷千斛。”

及卢循寇南海，隐之率厉将士，固守弥时，长子旷之战没。循攻击百有余日，逾城放火，焚烧三千余家，死者万余人，城遂陷。隐之携家累出，欲奔还都，为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隐之党附桓玄，宜加裁戮，诏不许。刘裕与循书，令遣隐之还，久方得反。归舟之日，装无余资。及至，数亩小宅，篱垣仄陋，内外茅屋六间，不容妻子。刘裕赐车牛，更为起宅，固辞。寻拜度支尚书、太常，以竹篷为屏风，坐无毡席。后迁中领军，清俭不革，每月初得禄，裁留身粮，其余悉分振亲族，家人绩纺以供朝夕。时有困绝，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禄。

义熙八年，请老致事，优诏许之，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钱十万、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赠左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隐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致事及于身没，常蒙优锡显赠，廉士以为荣。

初，隐之为奉朝请，谢石请为卫将军主簿。隐之将嫁女，石知其贫素，遣女必当率薄，乃令移厨帐助其经营。使者至，方见婢牵犬卖之，此外萧然无办。后至自番禺，其妻刘氏赍沈香一斤，隐之见之，遂投于湖亭之水。

子延之复厉清操，为鄱阳太守。延之弟及子为郡县者，常以廉慎为门法，虽才学不逮隐之，而孝悌洁敬犹为不替。

轶事

卖狗嫁女

说到东晋的吴隐之，人们很自然会想起他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的趣闻，而他做秘书时卖狗嫁女的逸事，却少有人知道。

吴隐之在做广州刺史之前，曾做过多年秘书。他先是为桓温所知赏，拜奉朝请、尚书郎；接着被谢石点名要过去做主簿；再后来是入朝做中书侍郎。与尚书郎、主簿一样，中书侍郎也是秘书性职务。吴隐之卖狗嫁女，就发生在他做谢石主簿的时候。

谢石是东晋著名人物，淝水之战的晋军司令便是他。这一仗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谢石对吴隐之的生活很关心。吴隐之的女儿要出嫁，谢石知道他家穷，“遣女必当率薄”，便吩咐手下人带着办喜事所需的各种物品去帮忙操办。到了吴隐之家，只见冷冷静静，毫无办喜事的气氛，唯见婢女牵了一只狗要去市上卖。原来吴隐之要靠卖狗的钱来做女儿的嫁资！

清廉乐善

东晋时的主簿，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官，其职责无非是主管文书，为将相大臣一幕僚而已。但若论其地位，却又十分重要；论其权力，有时甚至大得使人咋舌。如桓温以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时人便有“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之语，主簿地位之重要和权力之大，由此可知。其时谢石声誉日隆，炙手可热，且谢家十分富有，吴隐之在他手下工作，俸禄定当不菲。退一步说，吴隐之的俸禄即使不多，但他只要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以顶头上司谢石为榜样（谢石聚敛无度同样很有名），能捞的时候就捞它一把，怎么也不会穷到卖狗嫁女的地步。很显然，吴隐之家穷，是另有原因的。史书上说他“弱冠而介立，有清操”；“虽居清显，禄赐皆班亲族，冬月无被，尝浣衣，乃被絮，勤苦同于贫庶”。他家穷，原来是他始终保持清廉的操守，又乐善好施造成的。

众所周知，两晋时的官风，是相当腐败的。何曾父子日食万钱，石崇与王恺比阔斗富这类丑闻，都是发生在那个时代。在那种环境和条件之下，吴隐之能够清廉自守，确实难能可贵。特别是上司谢石都聚敛无度，他却毫不动心，守住清贫，尤其让人崇敬。后来，朝廷决定派他去广州做刺史，目的就是希望他到那里去树立新的形象，改变过去岭南历任刺史皆贪污受贿以饱私囊的弊端。

广州贪泉

广州面海环山，多有象牙、珍珠、海味和名贵药材出产。但因为地处僻远，瘴疫流行，在东晋时还属蛮荒之地，所以很少有人愿意去那里做官。只有那些家里贫困而又想发横财的人才肯去。到广州做刺史，只要弄上一箱珍珠宝物，几辈子享用不尽，以往的广州刺史因此没有一个不贪的。离广州二十里一个叫石门的地方，有一口泉叫“贪泉”，据说不管谁喝了这泉水，都会变得贪得无厌。吴隐之不信这个邪，到广州后，他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为了表明立志清廉，他特意来到贪泉，掬水而饮，并赋诗为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意思是：人们都说喝了这泉水，就会贪财爱宝，假若让伯夷叔齐那样品行高洁的人喝了，我想终究不会改变那颗廉洁的本心。以后他在广州，果然始终保持着廉洁的操守，粗茶淡饭，衣物器具也十分简朴。调离广州时，他妻子偷偷带了一斤中药材沉香木，吴隐之发现了，十分生气，把它丢到水里去了。吴隐之“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岭南习俗也就日趋淳朴。为了表彰他“革奢务啬，南域改观”的操行和政绩，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吴隐之被升迁为前将军，并得到赐钱五十万、谷千斛的奖赏。

吴隐之做主簿时卖狗嫁女和他后来做广州刺史时饮贪泉而不贪，这两件事表明：真正的清廉之士，是不管处在何种环境和条件下，也不管他手中有权还是无权，都是不会改变其志操的。

一个人能否保持清廉，其关键还在于自己，不能怪罪于环境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