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稷(649~713)字嗣通,中国唐代画家,书法家。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曾孙,中书令薛元超之侄。汉族,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后被赐死狱中。工书法,师承虞世南,与褚遂良、欧阳询、褚遂良并列初唐四大书法家。善绘画,长于人物、佛像、树石、花鸟,尤精于画鹤,能准确生动地表现出鹤的形貌神情。无作品传世。
薛稷曾祖即隋代著名文学家薛道衡,官至内史侍郎。祖父薛收,仕唐为记室参军,封汾阴县男。从父薛元超,唐中书令兼左庶子,加金紫光禄大夫。薛稷出身官宦世家,本人亦仕途显达,武则天朝举进士,累迁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唐中宗景龙末年(709年),任谏义大夫、昭文馆学士。其时唐睿宗李旦尚未登基,与薛稷关系很好,将女儿仙源公主嫁给了薛稷之子薛伯阳,二人结成儿女亲家,过从甚密。景云元年(710年),李旦甫登帝位,即刻升迁薛稷为太常少卿,以后累迁中书侍郎,转工部、礼部尚书,复以翊赞之功,封晋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加赠太子少保。唐睿宗还经常召薛稷入宫参赞政事,一时恩遇,群臣莫与为比。可惜好景不长,唐玄宗即位后,因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政变,事泄被杀。薛稷以知情不报,亦被赐死,享年65岁。
薛稷为人好古博雅,辞章甚美。政事之余,专力于书画艺术。当时虞世南、褚遂良二人书法妙绝,海内翕然宗法。薛稷外祖魏徵为初唐名臣,家富收藏,其中虞、褚墨迹颇多,薛稷得以日久观摩,进而“锐意模学,穷年忘倦”,最终学成,名动天
信行禅师碑下。窦泉《述书赋》中说:“(陆)柬之效虞.疏薄不逮;(薛)少保学褚,菁华却倍。”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此外,薛稷还曾向精于草隶的舅父魏叔瑜学习草书,世称“前有虞、褚,后有薛、魏”。后世于是把薛稷与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并列,称之日“初唐四大书家”。薛稷的隶书、行书俱入能品,“章草书亦其亚也”。其书法特色是“结体遒丽”,“媚好肤肉”,被人形容为“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充满了诗情画意。因为薛稷的书法能够很好地继承褚遂良的笔法和风格,“可谓河南公(褚遂良)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所以,当时就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说法。唐代李嗣真在《九品书人论》中更将薛稷的真书、行书列为第一。在学习继承褚遂良书法风格的同时,薛稷又有所发展创造,由此形成了他个人融隶入楷,媚丽而不失气势,劲瘦中兼顾圆润的书风,发展了初唐书法劲瘦媚丽而又圆腴挺拔的时代风格,并给后世以影响,赢得人们由衷的赞美。史载薛稷曾经为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各方径三尺,笔画雄健,结构劲挺。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诗赞道:“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他的书法作品还有《中岳碑》、《洛阳令郑敞碑》、《信行禅师兴教碑》、《升仙太子碑》、《佛石迹图传》等,其中颇不乏历代公认的书法精品。
薛稷行、楷书,始见称于开元中叶张怀瓘所撰之《书断》,并入能品,且立传称:“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杜甫曾见其普赞寺题额三大字,笔势雄健,有《观薛少保书画壁》诗赞云:“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董逌《广川书跋》承息唐人,视作褚氏嫡嗣,其卷七有评曰:“薛稷于书,得欧、虞、褚、陆(陆柬之)遗墨至备,故于法可据。然其师承血脉,则于褚为近。至于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用笔纤瘦”,出于刻意,乃一时代作风,不特薛稷如是,他的堂兄弟薛曜则更少丰润。稷之书法出自褚氏,虽时有新奇能别成风神,然终因“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类”,未能尽脱褚氏规模而独张一军。名列“初唐四家”,实见逊色,其所以附骥欧、虞、褚者,斯盖论书者为求得偶数矣!存世的《信行禅师碑》,越王贞撰,神龙二年(706)立在长安,是其代表作。
薛稷又具备很高的文字才能,“文章学术,名冠时流。”诗歌写得很好,《全唐诗》中共收录其作品14篇。
在艺术领域中,薛稷一生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绘画。套用古人的句式,大约可以说他是“诗不如书,书不如画”吧。薛稷的绘画擅长花鸟、人物及杂画,而尤以画鹤最为精妙。鹤之作为绘画题材,可以上溯到西汉时期,但画迹寥寥,还谈不上什么成熟的技法。直到唐代花鸟画开始成为绘画的专题之一,随之出现了全力从事花鸟画创作的画家,薛稷就是其中较早而专以画鹤知名的一位,开创了一代花鸟画之先河。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很有关系;上古时代,鹤已进入文学作品,现存的青铜器上,亦可见到鹤的形象。春秋战国肘期,出现了驯养鹤的记载,卫懿公因养鹤而身死国灭,是著名的历史故事。唐代文人更是养鹤玩鹤,蔚然成风,鹤在他们的生括中占据了一定地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出现了一批以鹤为题材的诗歌。当文字表述有所欠缺.使他们感到不满时,则必然要求助于形象的艺术再现。于是,鹤画在绘画领域中也就顺理成章。迅速广泛地发展起来。然而,诚如《宣和画谱》所言,“世之画鹤者多矣。其飞鸣饮啄之态度,宜得之为详。然画鹤少有精者,凡顶之浅深,氅之黧淡,喙之长短,胫之细大,膝之高下,未尝见有一一能写生者也。又至于别其雄雌,辨其南北,尤其所难。虽名乎号为善画,而画鹤以托爪傅地,亦其失也。故(薛)稷之于此,颇极其妙,宜得名于古今焉。”“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这里提到一般的画家连鹤的表面特征都不能准确地把握,遑论描绘出鹤的精神气质了。独有薛稷所画的鹤,能够极尽其妙,或啄苔剔羽,或阔步顾视,或昂立座隅,或上下回翔,无不栩栩如生,曲尽情状,形神兼具。当时人甚至把薛稷画鹤、秘书省内落星石(疑即陨石)、贺知章草书、郎余令画凤并称为“四绝”。唐代两位大诗人社甫、李白都曾为薛稷画鹤题诗作赞,由此,可以反映出薛稷功力的不凡。
形神兼具.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故李杜二人一说“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一说“鹤感至精以神变,可弄影而浮烟”。似乎壁上的鹤,只要注入生命,马上就会破壁飞去,令人不禁联想到“画龙点睛”的传说。而李杜二人更为之激赏不止的,乃是薛稷笔下所表现出来的鹤的那种超脱逸达、而又傲骨十足的气质。即所谓“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以及“昂昂伫眙,霍若惊矫,形留座隅,势出天表”的清高标格。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封建文人隐士的象征,而与一般人之取意鹤的吉祥富贵,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内涵。宋代大画家米芾也将着眼点放在这里,他在《题薛稷二鹤》诗中说,“从容雅步在庭除,浩荡闲心存万里。”又说;“余平生嗜此老(指薛稷)矣,此外无足为者。”表达了他与薛稷之间隔越时代的强烈共鸣。
薛稷画鹤成就很高,影响也很深远。《历代名画记》载:“屏风六扇鹤样,自(薛)稷始也。”“样”,即画图的范本,薛稷能够创“样”并为社会所接受,说明了他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后.“六鹤图“成为一种定格.五代时黄荃曾绘六鹤于偏殿壁上,此殿遂改称“六鹤殿”,直至一千余年后,清代宫廷中还绘有六鹤屏风。历来学薛稷画鹤的人很多,著名的如唐代蒯廉,能“深得其妙”。十代花鸟画家黄荃,“鹤师薛稷”,并且后来居上,有出蓝之誉。
薛稷的鹤画作品,计有《啄苔鹤图》、《顾步鹤图》各一幅,《瑞鹤图》(一作《鹤图》)五幅,及《二鹤图》、《戏鹤图》等,这些都是卷轴画,另有鹤画壁画多处;如唐秘书省、尚书省考工员外郎厅、洛阳尚书坊岐王宅、成都府衙院两厅、通泉县署等,也都是吐所公认的杰作。
画鹤之外,薛稷的人物画和杂画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前人赞誉他画踪如阎立本。他曾为新安郡(治今安徽歙县)西安寺画西方佛壁画一铺,笔力潇洒,风姿连秀。被《唐朝名画录》列为神品,认为可与曹不兴、张僧繇相匹敌。薛稷又绘有西方净土变壁画一铺,杜甫写诗赞道:“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淡壁飞动,到今色未填。”可知此画不曾填涂颜色,属于所谓“白画”,但是仍然神采飞动,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并且,这种白画正是后代由李公麟所创始的“白描人物”的先驱,由此也可以看出薛稷非凡的造型和线描能力。此外,成都静德精舍有薛稷人物乌兽壁画二铺,“态状生动,乃一时之尤者也。工部尚书厅有其树石壁画,成都府衙院有其青牛壁画等,也都“并居神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