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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端礼

余端礼

余端礼(1135年—1201年),南宋宰相。字处恭,衢州龙游(今属浙江)人。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历知湖州乌程县,孝宗召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太常少卿,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

光宗绍熙四年(1193),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宋史》卷二一三《宰辅表》四)。与赵汝愚共赞宁宗即位,进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

庆元元年(1195),拜右丞相,二年,迁左丞相,寻出判隆兴府,改判潭州,移庆元,复为潭帅。嘉泰元年卒,年六十七。

事见《诚斋集》卷一二四《左丞相余公墓志铭》,《宋史》卷三九八有传。今录诗二首。

余端礼人物生平

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余端礼考中进士,赴任乌程(今湖州市)知县。到任后,他发现当地的赋税苛重,老百姓受到层层盘剥,生活难以为继。余端礼立即将此事报到县府,又亲自赶赴中书省向中央大员申诉,使县里每年减免60000贯钱赋(1000个方孔钱穿在绳子上方为1贯)。食禄者不与民争利,余端礼深谙这条儒家治国智慧,此举顿时为老百姓减轻了不少负担。

余端礼

余端礼的果敢和悲悯得到上级赏识,一纸诏令下来,他被调到杭州京都。当时,宋孝宗希望恢复疆土,召见余端礼策对。余端礼就军事策略问题陈述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将南宋对金的情势比喻成春秋时越国对吴国,认为敌强我弱,应外修盟好,内修武备,观察时变伺机恢复。

孝宗听完之后,对余端礼大为赞赏,立即提拔他为监察御史,升大理少卿,转太常少卿,代理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

在积重难返的南宋后期,余端礼游宦40余年,历经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皇帝,见过太多的朝廷变故,人事代谢。孝宗帝死后,光宗继位,余端礼升任吏部尚书,知枢密院事乃断厦糊。当时,四川军政统帅吴挺病死了,他的儿子吴曦便被朝廷任命为建康都统制,开始执掌兵权。余端礼婉转地将“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复令承袭,将为后患”的忧虑禀告了光宗。光宗并未在意,结果被余端礼不幸言中,后来吴曦果然占据蜀地叛乱。

绍熙五年(1194),光宗病重不能主事,一时人情汹汹,局势动荡不安。余端礼为天下社稷,竭力拥戴太子赵扩为帝。太子因光宗帝在世,不肯登位。余端礼便以“不思国家之大计,是守匹夫之小节,而昧天子之大孝”竭力劝谏,情之切切,言之凿凿,感动朝廷上下。第二年,赵扩继位,号宁宗,余端礼升为参知政事。

彼时,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有“翼戴之功”的韩侂胄拥功自大,在朝堂中倾轧宰相赵汝愚,令其客死他乡。韩侂胄还将一大批对他有意见的人排斥出庙堂,权势日重之后,更是专权误国,处处倒行逆施。一向以“善意扶人最重贤良”的余端礼,看在眼里,也急在心里,竭尽所能,但因韩侂胄一手遮天,终究无济于事。眼见朝纲已紊,祸根已滋,余端礼这时有心灰意冷之意,所以强烈要求辞职,但宋宁宗不答应,还升任他为左丞相,成了朝臣中的首相。

按理说,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是辅助国君打理政务的最高官职。但位至巅峰的余端礼却丝毫感受不到踌躇满志。朝纲已乱,议事不成体统。皇帝昏庸无能,朝廷岌岌可危。余端礼也受到韩侂胄腿页姜炒掣肘,孤掌难鸣,回天无力,他只能再次向皇帝称疾求退。

在韩侂胄的唆使之下,皇帝任命余端礼为潭州和庆元通判。当时潭州(今湖南湘潭)局势不安,民风强捍,余端礼到那里主事,很久都打不开局面,疲于奔命,首尾难以相顾。嘉泰元年(1201年),66岁的余端礼病逝于潭州,被乎汗煮追授“少保”“郇国公”,谥“忠肃”。

余端礼史料记载

第进士,知湖州乌程县。民间赋丁绢钱,率三氓出一缣,不输绢而折其估,一缣千钱,后增至五千,民不胜病。端礼以告于府,事得上闻记壳,又自诣中书陈便宜,岁蠲缗钱六万。

召对,时孝宗志在恢复,端礼言:

谋敌决胜之道,祖才谜有声有实。敌弱者先声后实,以詟其气;敌强者先实后声,以俟其机。汉武乘匈奴之困,亲行边陲,威震朔方,而漠南无王庭者,詟其气而服之,所谓先声而后实也。越谋吴则不然,外讲盟好,内修武备,阳行成以种、蠡,趋驼协阴结援于齐、晋,教习之士益精,而献遗之礼益密,用能一战而霸者,伺其机而图之,所谓先实而后声也。今日之事异于汉而与越相若。愿阴设其备,而密为之谋,观变察时,则机可投矣。

古之投机者有四:有投隙之机,有捣虚之机,有乘乱之机,有承弊之机。因其内衅而击之,若匈奴困于三国之攻而宣帝出师,此投隙之机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牵于黄池之役而越兵入吴,此捣虚之机也。敌国不道,因其离而举之,若晋之降孙皓,此乘乱之机也。敌人势穷,蹑其后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项羽,此乘弊之机也。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不可以后。以此备边,安若太山,以此应敌,动如破竹,惟所欲为,无不如志。

上喜曰:“卿可谓通事体矣。”后杠渗笑以荐为监察御史,迁大理少卿,转太常少卿。

诏以来岁祈谷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礼官讨论明道故事。端礼言:“祈谷之制,合祭天地于圜丘,前期享于太庙,视冬至郊祀之仪,此国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则以宫中火后考室落成,故于太安殿恭谢天地,此特一时谢灾之事耳。今欲祈谷而耕籍,必合祭天地于圜丘,必前期朝享于景灵宫、太庙可也。欲如明道之制,行于殿庭不可。”诏太常、礼部集议。中书有可以义起者,端礼曰:“礼固有可义起,至于大体,则不可易。古者郊而后耕,以其于郊,故谓之郊,犹祀于明堂,故谓之明堂。如明道谢灾之制,则与祈谷异。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将以明堂而施之坛壝乎?礼之失自端礼始,端礼死不敢奉诏。”上为之止。

权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进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召见,言:“天子之孝不与庶人同。今陛下之孝于寿皇,当如舜之于尧,行其道可也,武之于文,继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寿皇睿谋圣训,仁政善教,所尝施于天下者,愿与二三大臣朝夕讲求而力行之,则足以尽事亲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赣州,还为吏部侍郎、权刑部尚书兼侍讲,以焕章阁直学士知建康府。召拜吏部尚书,擢同知枢密院事。

兴州帅吴挺死,端礼谓枢密赵汝愚曰:“吴氏世握蜀兵,今若复令承袭,将为后患。”汝愚是其言,合辞以奏,光宗意未决,端礼言:“汝愚所请为蜀计,为东南计。夫置大将而非其人,是无蜀也,无蜀,是无东南也。今军中请帅而迟迟不报,人将生心。”不听。后挺子曦卒以蜀叛,如端礼言。

上以疾不朝重华宫,孝宗崩,又不能发丧,人情汹然。端礼谓宰相留正曰:“公独不见唐肃宗朝群臣发哀太极殿故事乎?宜请太皇太后代行祭之礼。”于是宰执以请于太皇太后,留正惧,入临重华宫,仆地致仕而去。

太皇太后垂帘,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逊避。端礼奏:“太上违豫,大丧乏主,安危之机在于呼吸,太皇太后非为陛下计,乃为太上皇帝计,为宗社计。今坚持退让,不思国家之大计,是守匹夫之小节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宁宗收泪,不得已,侧身就御坐之半。端礼与汝愚再拜固请,宁宗乃正御坐,退行禫祭礼。

进端礼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礼代之。始,端礼与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尝曰:“士论未一,非余处恭不能任。”及韩侂胄以传道之劳,浸窃威柄,汝愚等欲疏斥之,谋泄而汝愚逐。端礼不能遏,但长吁而已。

浙西常平黄灏以放民租窜,知婺州黄度以庇蜀吏褫职罢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礼执奏,竟不免于罪。太府丞吕祖俭坐上书忤侂胄南迁,端礼救解不获,公议始归责焉。他日见上,言除从官中书不知,朝纲已紊,祸根已滋。即丐去,不许,进左丞相。

端礼在相位期年,颇知拥护善类,然为侂胄所制,壹郁不惬志,称疾求退,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居顷之,判潭州,移庆元,复帅潭。薨,授少保、郇国公致仕,赠太傅,谥忠肃。子嵘,工部尚书。

余端礼人物评价

《宋史》:余端礼平时论议剀正,及为相,受制于韩侂胄,虽有志扶掖善类,而不得以直,遂颇不免君子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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