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Yesün-Temür,蒙古语意为“九铁”,1293年—1328年),元朝第六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十位大汗(1323年—1328年在位)。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曾孙、元裕宗真金之孙,元显宗甘麻剌之子。早年承袭父亲的晋王爵位,镇守漠北,1323年发生南坡之变,元英宗被弑,晋王也孙铁木儿被拥立为皇帝,改元“泰定”。他在位时政治上未有太大变动,国家大体稳定,但元朝已进入多事之秋。1328年,也孙铁木儿去世,死后发生皇位之争,他的从侄图帖睦尔(元文宗)夺取了他的儿子阿速吉八的皇位,他也被视为“自立”的非法君主,没有得到汉文庙号、谥号与蒙古汗号,一般以其第一个年号而通称为“泰定帝”。
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在元世祖至元三十年癸巳(1293年,《元史》记载为至元十三年即1276年,但又谓其享年三十六岁;结合诸多史料及《黄金史》、《蒙古源流》等蒙文文献可知泰定帝应出生于至元三十年)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漠北晋王府,父亲是晋王甘麻剌(后追尊为元显宗),母亲是晋王妃弘吉剌氏普颜怯里迷失。 在他出生前一年,他的父亲甘麻剌被封为晋王,受命出镇漠北,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 ;在他出生后不到三个月,曾祖父忽必烈(元世祖)就驾崩了,甘麻剌作为故太子真金(元裕宗)的长子,很有希望继承皇位,却在上都举行的忽里台大会中铩羽而归,由真金三子铁穆耳(也孙铁木儿之叔父)继承皇位,是为元成宗。 大德六年(1302年)正月,甘麻剌逝世于漠北,也孙铁木儿承袭晋王爵位。
也孙铁木儿作为元世祖的嫡曾孙,颇受厚待,在武宗、仁宗和英宗朝受过多次赏赐。至治三年(1323年),御史大夫铁失欲弑杀元英宗(也孙铁木儿的从侄),派党羽斡罗思来告诉他的弑君及推戴晋王为帝的计划。当时也孙铁木儿正在漠北一个叫秃剌的地方打猎,听到斡罗思述说逆谋以后便将他囚禁起来,并派别烈迷失赴上都告变。别烈迷失还没赶上,就在两日后发生了英宗被弑的南坡之变。 然而,后来也孙铁木儿的另一从侄图帖睦尔(元文宗)夺位以后,指责晋王也孙铁木儿参与了弑杀英宗的阴谋。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元英宗实施改革,停止诸王岁赐,也孙铁木儿的利益无疑受到很大的损害,而且铁失等制造蒙古开国以来第一次弑杀大汗的血案(一说贵由被拔都所杀,但真实性待考),不可能没有强硬的后台而贸然行事,再加上也孙铁木儿出身世祖嫡派,很可能怀有篡位的野心,至于史书上所说他绑缚铁失使者并派人告变,也许是也孙铁木儿为洗刷其罪名而在即位后写上去的。 也有人认为所谓也孙铁木儿弑君是元文宗散布的抹黑泰定帝的谣言。
英宗死后,元仁宗一系已绝嗣,虽然元顺宗一系还有武宗的两个儿子和世㻋与图帖睦尔,但作为元世祖长房嫡曾孙的晋王也孙铁木儿最有资格继承皇位。铁失一党北上将玉玺献给也孙帖木儿,在英宗驾崩整整一个月以后的至治三年(1323年)九月四日,也孙铁木儿即位于漠北龙居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颁即位诏书曰:
薛禅皇帝可怜见嫡孙、裕宗皇帝长子、我仁慈甘麻剌爷爷根底,封授晋王,统领成吉思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及军马、达达国土都付来。依着薛禅皇帝圣旨,小心谨慎,但凡军马人民的不拣甚么勾当里,遵守正道行来的上头,数年之间,百姓得安业。在后,完泽笃皇帝教我继承位次,大斡耳朵里委付了来。已委付了的大营盘看守着,扶立了两个哥哥曲律皇帝、普颜笃皇帝,侄硕德八剌皇帝。我累朝皇帝根底,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诸王哥哥兄弟每,众百姓每,也都理会的也者。今我的侄皇帝生天了也么道,迤南诸王大臣、军士的诸王驸马臣僚、达达百姓每,众人商量着:大位次不宜久虚,惟我是薛禅皇帝嫡派,裕宗皇帝长孙,大位次里合坐地的体例有,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这般晏驾其间,比及整治以来,人心难测,宜安抚百姓,使天下人心得宁,早就这里即位提说上头,从着众人的心,九月初四日,于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众百姓每心安的上头,赦书行有。
这是元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白话文登基诏书,按元朝的规定,登基诏书先由文臣以汉语文言文拟写,再翻译为蒙古文,颁行天下,但也孙铁木儿的登基诏书却纯用白话文,而且是由蒙古文直接“硬译”的文体,可见他即位时身边没有汉臣或精通汉文化的人士。 也孙铁木儿即位后,先在大赦中特别宣布赦免谋反、谋大逆、奴婢杀主等罪,以稳住谋杀英宗的铁失等一干逆党,而后又对铁失等人加官进爵。一个月后,他便将铁失、也先铁木儿等逆党全部诛杀。 十一月,也孙铁木儿至大都,又处死和罢免了一批铁失同党,流放了涉嫌逆谋的五王。 对于泰定帝迅速清洗铁失一党的动机,一种说法是出于朝中汉人重臣张珪(张弘范之子)向晋王“密书陈诛逆定乱之宜” ;另一种解释则是杀人灭口。 不管怎样,也孙铁木儿的权力得到巩固,改元“泰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泰定帝即位后,追崇父亲甘麻剌为显宗光圣仁孝皇帝,母亲普颜怯里迷失为宣懿淑圣皇后,并加封晋王妃八不罕(一作八八罕)为正宫皇后,儿子阿速吉八为皇太子。他在位的5年间,以守成和维稳为基本目标,这从他所使用的两个年号——“泰定”与“致和”可以看出,因此政治上未有太大变动。
当时元朝各地不断发生天灾,许多地方爆发饥荒。至治三年(1323年)冬蒙古大寒大雪,许多畜兽被饿死。泰定元年(1324年)七月,“龙庆州雨雹大如鸡子”。泰定二年(1325年)十二月,同州地震。江淮严重水、旱灾。泰定四年(1327年)十二月,宁夏地震。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和宁地震。泰定四年(1327年)五月,洛阳发生蝗灾。泰定四年(1327年)八月,四川发生强烈地震。泰定四年(1327年)九月,宁夏再次地震。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宁夏又地震。 面对这种灾异连连的状况,泰定皇帝在上都召集百官商讨对策,当时地位最高的汉臣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向泰定帝请求整顿弊政,提出了肃清铁失余党、对和尚和道士加以限制、裁汰冗官、停止广州珍珠采办等10余条建议,但泰定帝不予采纳。
泰定帝在位时,湖广、云南、四川等行省的少数民族多次起义反抗,泰定二年(1325年)六月,河南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以“弥勒佛当有天下”为口号反元,被后世史家视为元末农民起义的先声。 尽管这些起义并未成气候,但可以说元朝已在泰定年间进入多事之秋。
泰定五年(1328年)二月,泰定帝改元“致和”。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十日,泰定帝驾崩于上都,享年三十六岁,葬于起辇谷。 他死后大都发生政变,燕帖木儿奉元武宗之子怀王图帖睦尔即位,是为元文宗,泰定朝的权相倒剌沙则在上都拥立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是为元天顺帝。随后双方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内战,是为两都之战,元文宗一方取得胜利,天顺帝与倒剌沙皆被杀。泰定帝、天顺帝父子被视为非法君主,没有上汉文庙号和谥号及蒙古汗号,甘麻剌亦被剥夺了“显宗”庙号,并撤出他供奉在太庙的神主。泰定帝的后妃也被通通送给燕帖木儿为妻妾。
泰定帝即位后,在人事上采取宥和政策,尽可能调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所重用的是他在漠北晋邸的从龙之臣,包括相继为中书右丞相的旭迈杰和塔失帖木儿,先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后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左丞相的权臣倒剌沙及知枢密院事按答出。其中回回人倒剌沙是泰定一朝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他的主导下,不少回回人入朝担任要职,回回人在泰定朝取得了空前绝后的高贵地位。 倒沙剌“贿赂通行,卖官鬻狱,家有金窖宝海以藏所得金帛珍异” ,朝政也十分腐败。
泰定帝的宥和政策表现为:没有对铁失一党斩草除根,而是还给了籍没的家产、停止追捕余党。他将英宗朝被流徙远地及遣还原籍的“诸王官属”二十四人调回京师,前朝被冤杀和流放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还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被远徙的诸王,也都获赦还部。宗王图帖睦尔(后来的元文宗)、阿木哥分别从流放地海南和大同召还京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周王和世㻋(后来的元明宗)之妃。辽王脱脱在英宗末年矫旨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御史台奏请治罪,但最终被泰定帝宽宥,受厚赐后放还辽东。泰定帝大封诸王,他在位时期封了24个王,而英宗只封了7个王。英宗时停止的诸王岁赐,也被泰定帝恢复。
泰定年间的汉人大臣从仁、英时代的意气风发降至较低地位,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是前朝留下来的唯一高官和唯一能够在新朝廷中起重要作用的汉人。但是他的影响显然有限,因为他的建议经常不被采纳。 其他的汉人中书省臣,如杨廷玉、许师敬(许衡之子)、史惟良和王士熙,官职都不高。但泰定帝在表面上仍对汉人大臣给予充分的尊重,张珪有病,泰定帝命其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 英宗留下的旧臣王约等人,泰定年间仍以“三老”受到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
泰定年间起用回回人理财,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大都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1326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
自延祐三年(1316年)以来,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末年,由于财政困难,元政府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末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1325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
泰定帝生长于漠北,带有浓厚的草原背景,对汉文化隔膜很深,他从漠北带来的那班人马也都是“椎埋无知、犷悍豪横” ,可以说他是忽必烈以来元朝诸帝(除了阿速吉八与懿璘质班两个幼帝)中汉化最浅的一位。但作为中原王朝的帝王,他不得不尊崇并学习儒家文化。他刚即位就派人前往曲阜孔庙祭祀孔子。 英宗朝采用古制,将太庙一年一祀改为一年四祀,泰定帝即位后继续维持一年四祀的制度,但他又以世祖旧法为由,拒绝像元英宗那样穿着冕服前往太庙亲祀,而是派人摄祀。 当时主政的回回人企图废除科举考试,被泰定帝所否决。 当然他最重要的尊儒政策,则是开设经筵制度。
经筵作为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和帝王之道的制度,一直为汉族王朝所采用,但元朝建立以后迟迟没有确立正式的帝王经筵制度。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泰定帝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开设经筵。 泰定朝的经筵是“三日一进讲” ,泰定帝面前放着已被翻译为蒙古文的《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世祖圣训》等书,聆听儒臣的讲解。 为泰定帝讲经的有王结、赵简、吴澄、虞集、曹元用、邓文原、张起岩、忽都鲁都儿迷失、阿鲁威等人,可谓“具极一时之选”。
泰定帝开经筵确实起到了笼络汉人、南人的作用,汉儒听说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传为盛事,他们认为“故兹旷典之行,实重真儒之寄” ,作诗赞颂“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 经筵官亦不遗余力地向泰定帝灌输儒家思想,张珪在经筵上“恳恳为上敷说皆义理之正,无几微、权谋、术数之涉焉” ,吴澄还保留了他在经筵上为泰定帝讲解《帝范》和《资治通鉴》的白话讲稿。 张养浩被召为经筵官,但因病不能赴任,仍作《经筵余旨》五篇献给泰定帝。 汉儒们之所以这么激动与重视,是因为他们将经筵看作元朝皇帝汉化与他们能跻身政权核心的重要信号。
不过,汉儒实在是高估了经筵的作用,泰定帝开经筵只是出于笼络汉人、虚尊儒学的政治目的,不可能达到儒生们所期待的“致主尧舜政不惭” 之效果。泰定帝显然不是一个好学生,首倡经筵的赵简就抱怨说“于是四年矣,未闻有一政事之行、一议论之出显有取于经筵者”。 但是泰定帝并非一点长进都没有,他也通过经筵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汉文化,曾书“雪蓬”二大字赐给大臣陈楚舟。
泰定帝继续维持蒙元一直以来对宗教兼容并包的政策,并崇奉藏传佛教。他在位时动用大量财政支出和其他花费建造寺院、佛塔和作佛事,还不断请帝师公哥列思巴为皇家作佛事。帝师在元廷享有的待遇如此之高,以致其弟琐南藏卜在泰定三年(1326年)被赐封白兰王并与公主成婚;当帝师抵达大都时,中书省官员都要奉命出城远迎。还命108名僧侣及倡优百戏导帝师游京城。不仅帝师的家庭成员得到极大尊崇,许多喇嘛亦得到封号并被赐予金、玉印章。不过他有时也对宗教加以限制,如他在泰定四年(1326年)下令“禁僧道买民田,违者坐罪”。
泰定年间,随着回回人地位的提高,伊斯兰教也在元朝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扶植。于泰定元年(1324年)拨款在上都和山西大同建造了清真寺。同一年,下诏免除了伊斯兰教士(答失蛮)和基督教士(也里可温)的差役。 回回商人尤其得到了官府的好处。虽然累朝拖欠斡脱(回回商团)的债务已于1324年取消,但是元廷在当年付给斡脱的钱超过40万锭,在此后的三年中,又付出10.2万锭,以解决历朝售宝未付钞问题。 随着泰定帝死去,人亡政息,伊斯兰教和回回人再度跌落低谷。
泰定帝在位时,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华,曾受到泰定皇帝的接见,留下《鄂多立克东游录》,对了解当时元朝的宫廷及社会状况有一定价值。
泰定二年(1325年),陕西黄帝陵轩辕庙西院保生宫发生火灾后,泰定帝亲自下旨保护黄帝庙宇,严禁破坏黄帝庙宇建筑设施,禁止砍伐柏树林木,并下令着专人看守保护(见轩辕庙内碑廊《元泰定二年圣旨碑》),这个圣旨是现存最早的保护黄帝陵庙的法令。轩辕庙内碑廊元朝《圣旨碑》,泰定二年(1325年)刻,圣旨全文如
下(□表示文字模糊不清):
皇帝圣旨,制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据道人罗德信状告:
西安路中部县住持道人,伏为状告,本县东古迹保生宫轩辕黄帝殿宇一处,并北山桥陵一所,迄今异代,每年春秋官降钱数□□□等。不畏公法之人,执把弹弓、吹筒,辄入本宫,采打飞禽,掏取雀鸟,将飞檐走兽损坏;又有愚徒之辈,泼皮歹人,赍夯斧具,将桥陵内所长柏树林木砍伐等事,乞禁治,得此检会到,钦奉圣旨节,该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人等□□□□□祝延□□□圣寿。但属宫观寺院里底田地、水土、竹苇、碾磨、□林,解典库,浴堂店□□□拣什么□休差要者,铺马祗只应休着者,地税、商税休与者□□□咱每明,降下圣旨,无得推称。着诸邑授下气力要呵休与者,别了的人每不怕那什么钦差,除钦遵外,今据见告省府,给榜文常训,张挂禁约,无得似前骚扰。如有违犯之人,许诸人捉拿到官,痛行断罪施行,须议文字者。
右榜省谕,各令通知。
榜示
泰定二年六月八日
西蜀莹明子成善璋书
白水县樊裕刊
元泰定帝所颁发的保护黄帝陵庙的圣旨与许多散落各地其他元代圣旨碑一样,既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官八股,也没有古奥的文言文,而是使用当时的白话,并不时夹杂着汉字假名的蒙古语。也许就是采用这样较通俗易懂的行文,以便让百姓更易知晓。
这篇碑文距今已有六百八十多年,现保存在黄帝庙碑林里,这是中华民族在六百多年前颁发的第一份保护黄帝陵(庙)法令。
父亲:甘麻剌: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封为梁王,出镇云南,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改封晋王,移镇漠北,大德六年(1302年)去世,至治三年(1323年)被泰定帝追尊为皇帝,为甘麻剌上庙号显宗,汉文谥号光圣仁孝皇帝。天历元年(1328年)元文宗毁太庙显宗室。
母亲:普颜怯里迷失王妃;甘麻剌的正妻,至治三年(1323年)上谥号宣懿淑圣皇后。
大哥松山:至元三十年(1293年)被封为梁王,出镇云南,至大二年(1309年),元武宗封老的罕为云南王,代替松山镇守云南,不久之后,松山去世。
三弟迭里哥儿不花: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武宗封北宁王,赐螭纽银印。至大二年(1309年),元武宗以阿速卫五百人隶之,命他驻和林。至大四年(1311年),改封湘宁王,换金印,食湘乡州宁乡县六万五千户。至治三年(1323年)去世。
蓟国公主宝塔实怜:下嫁高丽忠宣王王璋为王后。
赵国公主阿剌的纳八剌:下嫁注安。
八不罕皇后:弘吉剌氏,按陈孙斡留察儿之女,泰定元年(1324年)被册立为正宫皇后。
亦怜真八剌皇后:昌国公主益里海涯之女。
忽剌皇后
也速皇后
撒答八剌皇后:泰定帝姐姐寿宁公主之女、
卜颜怯里迷失皇后
失烈帖木儿皇后
铁你皇后
必罕皇后 弘吉剌氏:兖王买住罕之女。
速哥答里皇后弘吉剌氏:兖王买住罕之女,必罕皇后的妹妹。
达麻实里皇后:金氏,高丽人,高丽化平君金深之女。原为元仁宗偏妃,致和元年(1328年)被封为皇后。
长子:元天顺帝阿速吉八,泰定元年(1324年)册封为皇太子,无后,生母是八不罕皇后。
次子:晋王八的麻亦儿间卜,早陨,无后。
三子:小薛太子,早陨,无后。
四子:允丹藏卜太子,早陨,无后。
时人王沂作诗曰:“泰定开皇极,文星拱北辰。雍容治安策,宥密老成人。庙算推先觉,天聪断若神。百年兴礼乐,一德会君臣。超汉开东观,归周尽逸民。”
明朝官修正史《元史》宋濂等的评价是:“泰定之世,灾异数见,君臣之间,亦未见其引咎责躬之实,然能知守祖宗之法以行,天下无事,号称治平,兹其所以为足称也。”
明朝人胡粹中修《元史续编》的评价是:“泰定在位五年,大水旱蝗无岁无之,而又天变于上,则太白经天、白虹贯日、雨土风雹;地变于下,则山崩海溢、地震河决,曾弗之恤,而日事宴乐,新作棕殿,造玉御床,制金宝盖以贮舍利,屡兴工功,营建塔寺以祈福,福何自而至哉?于是饥馑连年,而募民纳粟,盗贼并起而立格招捕,民瘼日滋而分道遣使宣抚,宋本言事不报,张珪上疏不从,所谓本之则无如之何者也。享年不永,固其所宜,然国势衰削,亦自此矣。”
明朝人何乔新的评价是:“泰定自藩邸入纂大统,嗣位之初首开经筵,……斯亦可谓贤矣。使是君也,果能始终此心,始终此学,则其所就,岂不为一代贤主哉?奈何崇儒不如崇帝师之隆,信道不如信梵呗之笃,故终不足以成其德而推诸治也,可胜叹哉!”
清朝魏源修《元史新编》的评价是:“一代统绪之传,有正统即有公论,岂一时私意所能傎倒磔裂者哉!世祖明孝太子早卒,皇孙成宗立,追谥裕宗。成宗本裕宗第三子,其同母二兄,一为晋王甘麻剌,一为怀王答剌麻八剌,本无嫡庶,而晋邸居长。成宗崩后无嗣,晋王之子泰定帝即可嗣立,乃因仁宗自怀庆入,先靖内难,迎立其兄怀宁王于漠北,是为武宗。所谓先入关者王之,非晋王子不当立而必立怀王子也。及再传至英宗遇弑,晋王复出自漠北入靖内难,讨贼嗣位,是为泰定。与武、仁之事相埒,非武、仁有功宗社,而泰定无功也。泰定践阼,即以和林兵柄授周王使代己任,屡通朝贡。又召怀王自海南入朝京师,锡封藩国,移近江陵,屡赐金币,是泰定于文宗兄弟有德而无怨也。泰定太子册立已五载,父终子继,名正言顺,怀王、周王安得入干大统乎!若谓武、仁当日原有传位周王,嗣及英宗之约,则仁宗实背约在前,可以责仁宗,不可以责泰定也。乃文宗篡立之诏,谓泰定以旁支入继,正统遂偏,甚至诬其与贼臣铁失潜通阴谋,冒干宝位,追毁晋王显宗庙室。乌乎!以讨贼之主,而诬以通贼之罪,是何言哉!若谓武宗二子为人心所归,泰定当舍子而传侄,则何以天历颁诏至关中、至四川、至辽东,皆焚书斩使,起兵拒命,则人心归泰定之子,而不归武宗之子,明如星日。是则燕帖木儿之为逆臣,怀王之为逆立,亦明如星日。固不待鲁桓弑隐夺国,已无所逃于《春秋》之责,况欲宽其罪于中途弑逆之后哉!斯非难定之案,而数百年尚无定论。请断之,以折曲沃桓叔之徒假托正谊者。”
清朝史学家曾廉《元书》的评价是:“周太王以国传王季,设季而无后,则泰伯之子孙遂不可以复承周祀乎?美哉晋王之让,而泰定之立,亦不可不畏之正也。上都告变,惜已无及,然大节亦明矣。故诸凶迁官非有他也,仓卒之间,形格势禁,度权力未足以制其命也。荣宠以诱之,俾喜而懈,稍缓须臾,成备而出,而疾雷不及掩耳矣。呜呼!此帝之所以为权,然岂不果哉!至后纪纲弗振,由不纳张珪、宋本之言,而乱是用长也,累受佛戒,亦梁武之俦乎?”
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的评价是:“孔子称叔孙昭子之不劳。泰定帝讨铁失等弑君之罪,虽叔孙昭子何以尚之?文宗篡立,欲厌天下之人心,诬蔑之辞无所不至。惜乎后世之君子,不引孔子之言,以论定其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