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1428年至1512年),男,字汝学,临高县新化乡蚕村都透滩村(今国营红华农场透滩村)人。因其家乡多刺桐,又称为王桐为。明代海南著名诗人。
明宣德三年(1428年)生,父亲王原恺为世袭抚黎士舍官。母亲唐朝选,是琼山唐舟(监察御史)的侄女,生二女一男。王佐大姐王春,二姐王兰。王佐七岁时,父亲去世,教养子女的重任由母亲承担。母亲知书识礼,命王佐追随名师,虽远在千里之外,也遗王佐前往就读,学问日进。稍长,母亲索性带他回娘家,拜叔父唐舟及丘浚为师,经过两位名师的指点,王佐获得了很大的教益,为他今后的文学成就打下了基础。
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王佐刚好20岁,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次年春试,不幸落第。后来进京师太学(国子监)读书。王佐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祭酒吴节、司业阎禹锡都称赞他,并向宰相李贤推荐,李贤也深信他将来必成大器。可是,由于某些权势者的妒忌,多方压抑,王佐在太学呆了19年,始终没有考取进士。眼看年近40,他只好向吏部报到,要求铨补。
明成化二年(1466年),王佐出任高州府同知。那时候,高州府内流寇扰乱。王佐到任后与太守孔镛协力筹谋,领兵守御,贼不敢犯。都御史韩雍采纳了王佐的治乱方案施行后,地方遂告平靖。
明成化五年(1469年),母亲病故,王佐奔丧回家。成化十年(1475年),王佐任福建邵武府同知。在任期间,府属泰宁县发生盗乱,佥事张懋巡行至郡,饬令王佐查察盗情。王佐说:“现在盗势猖狂,如果急攻,必定誓死抗拒,不如采取安抚之策,诱劝投降,以分化贼势。”结果,王佐招降盗贼党羽数十人,余众溃散,境内得以安定。
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佐调充福建乡考试官,一直到弘治二年(1489年),后改任江西临江府同知。王佐从政二十余年,辗转于三府之间,没有升迁。但是他勤勤恳恳,为老百姓办事,既不趋炎附势,又不阿谀求荣,政绩廉明,士民爱戴,有“仁明司马”之称,故“所居民爱,所去民思”。他每一离任,当地人民就修建生祠来纪念。
王佐晚年回家后,与同县致仕训导谢宁、国子监学生王锡、隐士王政等人为密友,经常互相往访,或谈论诗书,或优游山林,怡然自得。为了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他从外地买回400多种花卉,种植在桐乡书院左边,称为聚景园。写下了优雅有趣的回文诗4首。
明正德六年(1511年),王佐奉郡守王子成之命,与唐胄等聚集东岳祠(府城东北0.5公里)编修《府志》。因对一些历史问题看法不一致,王佐仅仅写了一篇《东岳行祠会修志序》便告归。这次修志拖延了十年,正德十六年(1512年)唐胄(海南琼山人)才修成《琼台志》44卷。王佐先写的《琼台外纪》一书,几乎全被唐胄录入(琼台志)。
明正德七年(1512年),王佐在家逝世。享年84岁。
明代琼州府提督副使胡荣称赞王佐“博学多识,见道精审,故诗词温厚和平,文气光明正大,当比拟唐宋诸大家”。
明进士户部侍郎唐胄说:“《琼台外纪》一书,乃王桐乡先生精力所在”,又云:“其词之中易温雅,气之光明隽伟,当比拟于古诸大家”。
明朝进士、文渊阁大学士丘濬说:“所有从学者,尤以王桐乡为最。”
现代诗人田汉评价说:“王桐乡,为民请命之事,爱国惠民之诗,当堪弘扬。”
时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也曾题赞诗,“不趋权势不矜骄,嗜读诗书志贯霄;鸡肋自谦多趣味,关心民瘼永心焦。”
现代文豪郭沫若(四川乐山人)称赞他为爱国诗人。
王佐一生好学,晚年归家常与密友谈论诗文,优游山林,养花种草,著书自乐。在七旬高龄时,他还跋涉琼州各地,遍访风土人物,广搜民俗掌故,修成《琼台外纪》一书。但是,很可惜的是,王佐的这部《琼台外纪》很早便散佚,没能够流传下来。
唐胄在正德《琼台志·序》中说,丘濬晚年时说自己人生有三大遗憾,其中一项就是“郡牒未修”。“桐乡王公载笔数十年,录郡事警官,志前后擅易之陋,乃命所集为《外纪》,以自成一家之书。”《琼台外纪》影响很大,因此在王佐晚年致仕归琼后,琼州知府王子成出于对王佐的崇敬,特地于正德六年(1511)邀请其主修琼州府志。其时,王佐已经84岁高龄了,由于精力有限,就邀请辞官在家、与自己有表亲关系的晚辈才子唐胄协助自己来编撰这部地方志书。但是由于在编写海南建制沿革等问题上,王佐与唐胄等人的观点不合,以至拂袖而去,搁笔长达一个多月,后来写了一篇题为《东岳行祠会修志序》的序文交差了事,不久便因病去世了。从此以后,修志的工作就落在唐胄一人身上了。经过整整十年的努力,唐胄编撰的《琼台志》终于于正德十六年(1521)杀青付梓。
虽然唐胄在有些观点上并不认同王佐,但是他内心深处是非常尊敬这位前辈的,因此在“凡例”特别交待:“《外纪》一书,王桐乡先生平生精力所在,故凡有录入者,逐一明著,不敢窃为己有,以掩其善。”因此,在正德《琼台志》中,只要认为合适和有理,唐胄就不惜大段大段引用了王佐《琼台外纪》中的相关篇章与段落。同时,对于与自己有着严重冲突的观点,唐胄也没有回避,特地将王佐的“建置四论”附录于书后,从而使得王佐的观点能够流传下去,让后世得以借鉴。正因为唐胄有如此胸襟和涵养,才能够在《琼台志》中保留了王佐《琼台外纪》的相关篇章与段落,使得我们能够在该书散佚之后还能够大致了解其基本情况。不仅于此,唐胄一直将王佐的《鸡肋集》收藏在身边,在担任广西按察司佥事时,还筹款刻板印刷了《王桐乡摘稿》,称“大方家每服其词之平易温雅、气之光明隽伟,当比拟于古诸大家”。可以说,正因为有唐胄的努力,才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窥见王佐的整体创作情况。
王佐的《琼台外纪》为十二卷,分别记录了海南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地理山川等,为人们了解海南的基本情况提供了鲜活的资料。王佐认为,建置沿革是志书的第一要义,编写一个地方的志书,首先要实事求是地反映这个地方的来龙去脉。为此,他坚持汉儋耳、珠崖二郡是元鼎六年平越时“九郡同时内属”;坚持从孝元罢弃珠崖郡后直至南朝陈代五百多年的历史期间,海南岛没有地方行政建置。这些观点不被当时的唐胄所认可,后人对其也多有疑义,但是却给我们思考、定位海南历史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我国一向有编撰地方志书的传统,关于海南的地方志书也出现较早。晋朝的盖泓编撰《珠崖传》一卷,是关于海南的最早志书,可惜的是早已散佚。隋唐时期,中央政权加强了对海南的行政管理,但是未修志书,因此有“郡僻无书”之说。宋朝时,出现了《琼管志》、《琼州图经》等方志,但是也在元朝时散佚。元朝时,蔡微编纂了《琼海方舆志》,也未能流传下来。王佐的《琼台外纪》虽然也已经散佚,但是我们却能够通过唐胄的《琼台志》来了解大体情况,而且唐胄对《琼台外纪》中的许多观点与资料也是充分认可的。可以说,《琼台外纪》是目前有迹可寻的最早的一部海南地方志书,从这个角度看,王佐可以视为海南地方志书的先行者。
《鸡助集》和《琼台外纪》是王佐的代表作。《鸡助集》有诗302首,杂文82篇,是他著作中的精华。《琼台外纪》是一部地方志书,记录了海南的风土人情,地理山川等掌故。《琼崖表录》是王佐写给皇帝的奏章,陈述珠崖的重要,指出汉弃珠崖、元设土舍的错误,语多恳切。他的诗,状物、写景,刻画入微;怀古抒情,清新隽永,多为爱国忧民之作。他的《天南星》中的“夫何生海南,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和《鸭脚粟》中的“三月方告饥,催租如雷动。”“琼民百万家,菜色半分病,每到饥月来,此草司其命。”都是王佐关心人民疾苦的表现。《哀使君》《哀四义士》和《海外四逐客》等诗篇,则通过悼念宋末琼州安抚使赵与珞及四义士(谢明、谢富、冉安国、黄之杰)抗原殉节和怀念抗金名臣李纲、赵鼎等人,以表达他的爱国思想。王佐特别推崇胡铨,一连写了《澹庵井》《茉莉轩》《夜宿胡澹庵祠》等诗。其中以《茉莉轩》2首,词多激愤,在读书人中广为传诵。至于他的《菠萝蜜》《食槟榔白》《禽言九首》《鹧鸪媒》《桐乡夏景》《金鸡岭》《益智子》等诗篇,识者推为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