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向高

叶向高（1559年9月1日－1627年10月7日），字进卿，号台山，晚号福庐山人，福州府福清（今福建福清市）人。明朝大臣、政治家，万历、天启年间两度出任内阁辅臣。

万历十一年（1583年），考中进士，授职庶吉士，随后提升为翰林院编修，历任南京国子司业、太子左中允。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升为太子左庶子。上疏请求取消矿税、撤矿税监，被沈一贯排挤出京，转任南京礼部右侍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升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后，一人主持阁务达七年之久，人称“独相”。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连上六十二道奏疏请求致仕，获准回乡。天启元年（1621年），二度入阁为首辅。由于阉党势力过于强大，叶向高不甘受误国之骂名，又连上六十七道奏疏请辞。天启四年（1624年），叶向高以太子太傅致仕。

天启七年（1627年），叶向高病逝，终年六十九岁。崇祯初年，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叶向高善于决断大事，任首辅期间，为明神宗出谋划策，调剂大臣之间的关系，更对维护太子正统、遏制魏忠贤的势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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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向高人物生平

叶向高早年经历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三十日，叶向高生于福州府福清县孝义乡化南里云山境（今福建福清市港头镇后叶村），当时倭患猖獗、肆虐福建沿海。叶向高的母亲怀有身孕，因为逃避倭寇，不得不在道路旁的一个破厕所中把他生了下来。幼年时的叶向高随家人四处避难，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困苦生活，曾多次陷入绝境，因命大而存活下来。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继光率部攻破牛田倭巢，福建倭患平定，叶向高一家才得以返乡。

万历十一年（1583年），叶向高考中进士，授职庶吉士，随后提升为编修。接着调任南京国子监司业，后改任左中允，但仍然负责司业的事务。

叶向高陈弊矿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朝廷征召任命叶向高为左庶子，充任皇长子的侍班官。当时盛行征收矿税，叶向高上疏，援引东汉西邸聚积钱财的事例为借鉴，未获批复。不久，叶向高被提拔为南京礼部右侍郎。后改任吏部右侍郎。叶向高再次陈述矿税的危害，又请求罢免辽东税监高淮，言辞都很恳切。妖书案兴起，叶向高写信给内阁大学士沈一贯极力规劝。沈一贯感到不高兴，因而叶向高在南京任官九年都没有得到晋升。

叶向高唯一宰辅

后来沈一贯被罢免，朱赓专权，明神宗下令增加阁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五月，提拔叶向高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王锡爵、于慎行、李廷机一起接受任命。十一月，叶向高进入朝廷，此时于慎行已经去世，王锡爵坚决推辞不再任职。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首辅朱赓也去世了，次辅李廷机因为人言而长期闭门不出，于是叶向高就成为唯一的辅臣。

叶向高任内阁首辅之时，神宗在位已久，懒于上朝，国家大事无人过问，有些重要的官职都空缺着，对士大夫的任命往往又无法下达，君臣之间隔阂严重。廷臣们逐渐形成各种帮派，而宦官征税、开矿，又极大地危害了民众。此外，皇帝宠幸郑贵妃，贵妃之子福王不肯回自己的封国。叶向高因为德高望重而成为宰相，忧国忧民，一心为公，每逢主持政事都很尽忠效力。神宗虽然很看重叶向高，表面上对他的态度很好，但他提的意见却不大采用，十条意见只能接受二、三条而已。东宫太子停止讲学有五年了，廷臣多次请求恢复都没回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叶向高再次选择吉日向皇帝请求，神宗也不答复他。从此之后每年春、秋两季叶向高都要诚恳地提出请求，然而皇帝都不接受。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九月十三日，太子的生母王贵妃因病去世，过了四天都没有发丧。叶向高提出意见，这才发丧。但是礼官呈上礼仪制度后，又拖延五天也没有举行。叶向高不得不又向神宗争取，奏疏才转发下来。福王的府第建成后，工部请求皇帝让福王回封国，叶向高拟旨交上去，神宗不发圣旨，改在次年春天让福王回封国。等到日期临近，叶向高请求先整顿福王的仪卫、舟车等仪仗用度，神宗却不予采纳。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春天，廷臣相继上疏请求让福王回封国，神宗又宣布启程时间改为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春天。过了不久却又忽然传旨，福王的庄田没有达到四万顷就不回国，廷臣们都非常吃惊。叶向高于是进言说：“四万顷庄田，一定满足不了他的愿望，回封国将遥遥无期，陛下的圣旨将要失信于天下了。况且福王的奏疏援引祖宗的制度，而祖宗的制度中没有这样的规定。先前只有明世宗的时候景王出现过这种情况。景王长期不回封国，您的父亲当时还在裕王邸，危险而不能安定。怎么能够效法他呢？”神宗回答说：“赏赐庄田自然有先例，况且现在皇太子与各皇子的关系已经确定，还有什么可质疑的？”叶向高于是上疏道歉说：“皇父的时候，皇太子的名位虽然还没有确立，但是东宫讲学并没有停止，皇帝父子之间的情意是相通的。现在东宫停止讲学已有八年了，况且太子长时间不能和皇帝见面，而福王一天和皇帝见面两次，所以不能没有怀疑，只有坚决遵守明年春天返回封国的日期，不要拿庄田作为借口，百姓的怀疑才会得到澄清。”神宗只好告诉他福王并没有一天两次见面他的情况。

叶向高善于决断

叶向高塑像

叶向高有裁决判断能力，善于处理大事。锦衣百户王曰乾是京师的奸人，跟孔学、赵宗舜、赵思圣等人相互攻击告发，刑官还没有来得及审判定罪，王曰乾就进入皇城放炮上疏。刑官大为震惊，要判他死罪。王曰乾于是上疏攻击郑贵妃的内侍姜严山跟孔学以及妖邪的王三诏用巫术诅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拥立福王。神宗感到震惊和愤怒，绕着宫殿走了半天，说：“这种大事变，宰相为什么不说话？”内侍立即跪着呈上叶向高的奏疏。奏疏上说：“这事跟往年的妖书有些类似，然而妖书是匿名的，难以查询，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经审讯就可以得出实情。陛下应当以不变应万变，若稍有惊慌，那么朝廷内外就会大乱。至于他的言词牵连到贵妃、福王，实在是叫人痛恨之极。我跟九卿的意见是一样的，冒昧地向皇帝报告。”神宗读完后叹息说：“我父子兄弟的名誉能够保全了。”第二天，叶向高又说：“王曰乾的奏疏不应该下发。如果发表出去，对上会惊动圣母，对下会惊动太子，贵妃、福王都会感到不安。应该扣留在禁中，而另外传令司法部门，追究各奸人的罪责，并且赶快确定明年春天福王回封国的日期，来平息众人的议论，如果这样做，那么天下就会安然无事了。”皇帝完全采纳他的意见，太子、福王得以相安无事。贵妃终究不想让福王回他的封国，说冬天是太后七十大寿，福王应留在京城庆贺。神宗命令内阁宣布诏书。叶向高扣留皇帝的诏书不宣读，请求今年冬天提前为太后举行寿礼，而让福王如期回封国。神宗派太监到叶向高的私人住处，一定要他宣布诏书。叶向高说：“外廷纷纷传言皇帝想利用贺寿的名义挽留福王，邀请一千多人跪在宫门前请求。现在宣读这道诏书，人心更加怀疑、吃惊，将要相信王曰乾的妖言，朝廷一定不会安宁。圣母听到了，也一定不会快乐的。况且潞王也是圣母的爱子，也居在外地，为什么只对福王那么爱恋呢？”于是封还了诏书。神宗不得已听从了他，福王这才回到封国。

叶向高曾上疏说：“当今天下酿成危害动乱的根源，大概有几种，但还不包括天灾人祸、寇匪强盗、物怪人妖。朝廷人才匮乏，是第一点。君臣之间闭塞隔阂，是第二点。官员们好胜喜欢争斗，是第三点。对金银财宝等钱财的横征暴敛，必有狂悖的事端出现，是第四点。道德风气一天比一天败坏，没有办法挽救，是第五点。假若陛下不奋然振作，选用一些老成持重的大臣，充实朝廷官署，将多年来废弛的政事一举革新的话，我担心国家的危亡，不在于外敌的侵略，而就在于朝廷内部啊。”言词极其恳切。神宗心知他的忠诚却不肯实行。

当初，叶向高进入内阁。不久，陈奏选用人才、治理财政的计策，极力请求填补空缺的官职，罢免矿税。发现皇帝不能听从他的建议，于是陈奏君臣之间关系紧张的弊病。两次上疏乞求辞职，神宗不答应。叶向高自从成为唯一的宰相，就请求增加阁臣，神宗又不听。等到吏部尚书孙丕扬因为举荐贤能不被任用而请求离职，叶向高特地上疏请求留用他，神宗也不答复，叶向高于是称病不出。神宗多次下诏，才出来管理事务。不久又说：“我多次请求辞职，都承皇上恩典挽留。陛下不应当只关心我一个人的去留，而应当更关心国家的治乱。当今国家到处都是灾荒死亡，畿辅、中原、齐鲁的流民塞满了道路，加上内外空虚，人才都不能被任用。罪责不在别人身上，我怎能不辞职。况且陛下任用我，就应当实行我的建议。现在奏章不下发，重臣不补任，官员任免制度得不到实行，我微薄的忠诚不能报答皇帝，即使留任又有什么益处？陛下如果能采纳我的意见，而不只是让我徒占虚位，我的生命即使象朝露那样消失得快，我也三生有幸。”皇帝并不理会。京师发大水，全国很多地方报告水旱灾害。叶向高又说：“从阁臣到九卿台省，官府衙门都空无其人，南京九卿也只有二人。国家的方面大吏，从去年秋天到现在，还不曾任用一个人。陛下什么事情都不管，国家长此下去，我担心一旦发生变故，将不可收拾啊。”皇帝还是不理会。

万历四十年（1612年）春，叶向高以历代帝王中，在位达四十年以上，从三代以来直到现在只有十人，规劝神宗大力推行新政。又请求选用人才，神宗也不答复。叶向高的意图得不到实行，每个月都要求辞职。神宗每次都降旨勉励挽留他。叶向高又说：“我的去留可以置之不理，但百官一定不能都让位子空着，台谏一定不能都废除了，各方的巡抚一定不能不让人代替。朝廷内外离心，宫城之内怨声载道，祸害无法预测，而陛下一定要与臣属隔绝，幕僚不能尽忠效力，六部的官员不能各负其责，整个国家没有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而自以为有神机妙算，我恐怕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没有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的。”

叶向高辞官归乡

先前叶向高患病，内阁中却无人可用，于是叶向高在家中草拟奏章诏书达一月之久。后来，叶向高卧床的时间更长，却仍像先前一样在家中拟旨。有人认为这不成体统，叶向高也自觉不妥，坚决乞求辞职。神宗却仍不任命其他人为宰相，而是派遣鸿胪官去安慰挽留他。等到皇帝过万寿节时，叶向高病愈，才出来理事。此后，叶向高主持癸丑年的会试，官员的奏章都被送到考场上，成了一大奇事。皇帝考核选拔了科道官员七十多人，任命长时间不下达。叶向高几十次上疏恳切请求，结果过了两年任命才下达。言官增多之后，攻击也就纷纷出现。神宗心里很讨厌这样，就把奏章全都扣留而不下发。叶向高请求把他们交给有关部门，确定他们的去留。于是说：“大臣是小臣的纲领。当今六卿只有赵焕一人，而都御史十年没有补充新人，没有人来弹劾监督，人心怎么能安定呢？”皇帝只是责备言官胡说，而大官却一直不去补充，叶向高请求增加阁臣，奏章达一百多份。皇帝这才任用了方从哲、吴道南。叶向高上疏称谢，于是请求辞职，神宗下诏嘉奖叶向高却不同意他辞职。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皇太后驾崩。三月，福王回到封国。叶向高乞求辞职更加频繁，奏章写了十几道。到了八月，神宗准许他辞职。叶向高入阁期间，因为三年的考绩优异，被提升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记录延绥的战功，加封少保兼太子太保，改任户部尚书，晋武英殿大学士；一品官三年期满，加封少傅兼太子太傅，改任吏部尚书，晋建极殿大学士。至此，神宗下令加封少师兼太子太师，赏赐白金百两，彩帛四件，表里大红坐蟒一件，派遣行人护送他回乡。

叶向高调和党争

叶向高任内阁首辅期间，务求调剂各大臣的感情，安抚不同的意见。然而当时党论已十分兴盛，御史郑继芳极力攻击给事中王元翰，拥护他们二人的人分成两派互相争斗。叶向高请求将他们的奏疏下发，下诏令部院评定是非曲直，处罚议论颠倒的一、二人，来警告其他人，皇帝却不理睬。各大臣看到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害处，就更加拉帮结派相互攻击。不久，又争论李三才事件，于是形成了帮派的势力。无锡顾宪成在家闲居，在东林书院讲学，朝臣羡慕他，争相跟他交游。李三才被攻击，顾宪成写信给叶向高和尚书孙丕扬，辩白李三才的贤能。正逢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京官考察，攻击李三才的刘国缙因为其它过错登记在考核的名册上，乔应甲也因为年例被派往外地，他们的同党大哗。叶向高从大局出发，秉公处理此事，考核官吏的大典才不受扰乱。但两派之间的争斗却愈演愈烈。到后来，齐、楚、浙三大派系不遗余力地攻击东林党。等到了天启年间，王绍徽等撰写所谓《东林点将录》，让魏忠贤按姓名驱逐朝臣。因为叶向高曾保护东林党人，被点名为东林党党魁。

叶向高二度为相

叶向高离职六年后，光宗即位，特别下诏要召回他。不久，明熹宗即位，又下诏催促他回京。叶向高多次推辞，都没有获准。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叶向高回到朝廷，授中极殿大学士，再次成为内阁首辅。他说：“我服务陛下的祖父八年，当时奏章都由我草拟。即使是陛下想实行它，也要派遣中使向我宣布。如有不同意的事情，我都极力争取，您的祖父也多半能听从，不会强行拟任何旨意。陛下您虚怀若谷，谦逊有礼，信任辅臣，但不免会因流言生出难以决定的争论。应当慎重地对待诏书，所有的事情都要命令我等草拟上报。”熹宗高兴地答应了。不久皇帝采纳叶向高的请求，发放帑银二百万两，作为东西战事的急需。

熹宗执政之初，满朝廷臣都是贤能英才，百姓都高兴地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然而皇帝本来就很年轻，不能够辨别忠臣和奸臣。魏忠贤、客氏逐渐窃取了国家大权，阴谋杀害太监王安，有逐步赶走了吏部尚书周嘉谟和言官倪思辉等人。大学士刘一燝也极力请求离职。叶向高说：“客氏出宫又进宫，而顾命大臣刘一燝还赶不上一个保姆，致使大臣们想要揣摩圣意却陷入茫然之中，这样的倾向应当防止。”魏忠贤看到叶向高的奏疏指责自己，十分怀恨叶向高。不久刑部尚书王纪被剥夺官籍，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御史邹元标先后被攻击离职。叶向高争论没有结果，于是请求跟邹元标一起被罢免。熹宗没有接受，魏忠贤由此更加怀恨叶向高了。

叶向高对抗宦官

叶向高 草书《过香积寺》纸本立轴

叶向高再任首辅，事奉未成年的皇帝，不能像明神宗时忠诚直谏，但还是有多次纠正。给事中章允儒请求减少上供的袍服，太监激皇帝发怒，命令廷杖章允儒。叶向高两次上疏营救，于是只剥夺了章允儒俸禄一年。御史帅众指责宫廷事务，太监请求皇帝把这个人派往外地，因为叶向高的营救而得以幸免。给事中傅魁营救王纪，熹宗要把他贬职流放，也因为叶向高替他说话，只是剥夺了他的俸禄。王纪被罢免后，御史吴牲、王祚昌举荐他，部议用原官职召回他。魏忠贤很不高兴，准备重罚文选郎，叶向高也进行营救，使他得以幸免。给事中陈良训上疏指责有权势的太监，魏忠贤摘取奏疏中“国家命运将要终结”的话，命令将他下狱，穷追教唆之人。叶向高以辞职相争，于是只剥夺陈良训的俸禄而已。熊廷弼、王化贞被判处死刑，言官劝皇帝尽快处决他们。叶向高请求等司法部门复核之后再决定，皇帝同意了。有人请求将全国各省、府、州、县的仓库储蓄全都搜刮运到京师，叶向高说：“省城的库藏都已穷尽了，藩库里还稍有富余。倘若全都搜刮尽了，突然出现象山东白莲教叛乱一类的事变，拿什么去对付呢？”熹宗不听。

当时朝臣跟魏忠贤对抗的都依靠叶向高，魏忠贤于是故意拿一些小事来责难叶向高，使他为难。为此，叶向高多次要求辞职。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给事中傅魁弹劾左光斗、魏大中勾结汪文言，利用职权接受贿赂，熹宗下诏命令将汪文言下狱。叶向高说：“汪文言在内阁办事，实际是我提名的。左光斗等人勾结汪文言的事情不明不白，我任用汪文言却是清楚的。乞求陛下只处罚我一人，而宽免其他人，来消除官员们的灾祸。”于是叶向高极力要求尽快罢免自己。在当时，魏忠贤想独揽大权，害怕那些在朝的正人君子，等候时机下手。得到傅魁的奏疏十分高兴，想借此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最终因忌惮叶向高等旧臣，连同左光斗等人都没有定罪，只处罚了汪文言一人。然而此事也成了东林党狱的导火索。

叶向高再度辞归

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叶向高认为事情到了决裂的份上，是极不应该的。廷臣先后上疏数十次，有人劝叶向高颁布这事，可以击败魏忠贤。叶向高考虑到魏忠贤无法轻易除掉，阁臣从中斡旋，还有希望不至酿成大祸。于是上疏称颂魏忠贤勤劳，朝廷太宠爱他，盛名之下难免招致非议，应该解除他的权力，让他回老家，保全他的始终。魏忠贤看后很不高兴，假传圣旨为自己表功，累计一百多字。叶向高吃惊地说：“这不是太监所能够干的，一定是有人代替他起草的。”侦察后得知，此人就是徐大化。魏忠贤虽然气愤，但因为外廷势力还很强大，并不敢加害叶向高。他的党徒中有人劝导他制造大案，魏忠贤这才下定决心。在这之后，工部郎中万燝因弹劾魏忠贤而遭受廷杖刑罚，叶向高极力营救无效，万燝死于棍下。不久，御史林汝翥也因为冒犯太监而遭廷杖。林汝翥很害怕，投奔到遵化巡抚驻所。有人说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外甥，众太监包围叶向高的住宅大声喧闹。叶向高认为自己对国家的时事已无能为力，乞求离职已达二十多次，到这时请求离职更加坚决。熹宗于是下诏加封叶向高为太傅，派行人护送他返乡，赏赐给他的财物比按常法赐予的还要多，不久又听任他辞去太傅，每月赐给他五石米，八个轿夫。

叶向高因病去世

叶向高被罢免后，韩爌、朱国祯相继成为首辅，没多久都被罢免。谄媚小人占据要职，清高的士大夫们无所倚靠。魏忠贤首先诬陷杀死了杨涟，然后是左光斗等人受辱被杀。魏忠贤贬除朝中异己，正直臣子为之一空。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驾崩，叶向高也在当月二十九日去世，终年六十九岁。崇祯初年，追赠为太师，追谥文忠。

叶向高主要影响

叶向高政治

为《续忧危竑议》案上书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晨，内阁大学士朱赓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份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一夜之前，京师广为散布。《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所谓“郑福成”，意即郑贵妃，指责郑贵妃意图废太子，要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这就是轰动一时“妖书《续忧危竑议》”案。此案兴起后，首辅沈一贯借此机会，打击异己，嫁祸礼部侍郎郭正域，郭正域为此而蒙冤入狱，受尽酷刑，朝野哗然。此时，叶向高在南京任职，他上书沈一贯。认为，对待这样的匿名揭帖，只能置之不理，怎么能大肆搜索，祸及大臣？劝他平心静气，要为大局着想，力请不要扩大打击面，连株无辜。

裁抑矿税使

万历朝中后期，明朝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主要表现在：军事开支庞大；朝廷大兴土木、奢靡无度；矿监、税吏四处收刮；苛捐杂税沉重；财政入不敷出。面对种种窘境，叶向高首先大胆揭露矿监、税吏的危害，强烈要求皇帝制止不合理的矿税制度。叶向高在南京当礼部侍郎时，面对辽东人民深受税监高淮的荼毒，就上奏了《公劾辽东税监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叶向高升任左春坊左庶子兼侍读，因上疏请罢矿税，撤税监，被首辅沈一贯排挤出京，转任南京礼部右侍郎的虚职。此后，叶向高再上《请罢矿税揭》疏。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叶向高在《请处置钱粮揭》中陈述国家费用增加的弊端，同时指出矿监、税吏对正赋侵夺的危害。自万历二十四年至四十二年（1596—1614年），经叶向高痛切进谏，反复力争，皇帝终于罢免辽东税监高淮和福建税监高寀，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与宦官斗争

天启元年（1621年），叶向高晋中极殿大学士，第二次担任首辅。皇帝重用魏忠贤，由于魏执掌司礼监，利用代替皇帝批阅奏章的大权，先后将一批正直大臣逐出朝廷。叶向高虽然竭力阻止，甚至提出同他们一起罢官，以示抗议，都无济于事。于是叶向高极尽所能地保护了一批朝臣幸免于难。他对魏忠贤这样的专权乱政，陷害忠良的疯狂行为极端反对。他在朝中，当魏在场时当众愤怒声言：魏忠贤这样为非作歹，目无王法，实属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叶正义严词的抗议下，魏及其爪牙的罪孽稍有收敛。

倡导通言路

万历后期，由于宦官的蒙蔽，言路不能通畅，下情不能上达。叶向高多次提醒皇帝，要尊重各种言论。到了天启年间，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控制了政坛的言论，排斥异己；尤其是对东林党的打击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形势下，叶向高向皇上提醒要“省烦言”，目的是要清省各种不同政见的言论，不要偏信“阉党”之言。所以当时朝廷中一些正直的官员，都以叶为“后台”，借以对抗“阉党”，才使朝政暂时出现一些清明的氛围。

整顿政府机构

明末政局病入膏肓，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贪污腐化，行政不作为，叶向高入阁之后，看到内库金银堆积如山，对边防缺饷置之不理，兵饷无人发放；各地解来的饷银无人签收；国外使节来访无人接待；狱囚积至千人无人问断；一些官员罢免、致仕后多未增补，造成官署空虚。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央六部仅尚书就缺了五名，都御史缺员长达八年以上，布政司、按察司缺员五六十名，锦衣卫长期没有一个法官，地方政府缺员更在一半以上，国家的行政机关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为了使内阁能有效运转，叶向高绞尽脑汁，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起，请求增补阁员的奏疏多达一百本以上，疏言词十分痛切，直陈国家危机，请求皇帝增阁臣，补缺官，整顿吏治，铲除积弊。在叶向高的强烈要求之下最终获得到皇帝应允。

叶向高文学

叶向高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位文学家。作为晚明的文学家，叶向高的创作与思想与同时代的文人追慕时风不同，其一直致力于对台阁体的重新倡导与创作实践，以求台阁体重返兴盛。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叶向高入主内阁，政治地位的提高也提升了叶向高的文学地位与影响，成为当时的馆阁文学领袖。在叶向高的倡导下，台阁体再次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为翰林学士和上层文人的竞习对象，台阁体在万历后期（1607年-1614年）出现了一次新的创作热潮，形成了短暂复振的局面。

从现存的叶向高文学作品来看，呈现出明显的台阁体特征：题材上不出送别、写景、赠答、纪游、奉贺、仕宦、书斋之类，思想上表现温柔敦厚、性情雅正之旨，喜用典故、以名贵的器物入诗，展现出雍容华贵的气质。但除了呈现出台阁体的这些基本特征和美学追求外，叶向高也为台阁体注入了一些新的东西：①创作题材和内容虽仍不出台阁体的范围，但减少了一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成分。虽然其歌颂皇帝圣明、赞扬吏治政绩的作品亦有一部分，但细读作品发现其中纯粹歌功颂德、过分粉饰太平的极为少见。即使是一些颂、赋、辞、诗等奉命奏贺之作，也尽量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抒写。②虽描写上层文人的优容闲适生活，但少了枯燥无味的堆砌，增加了一些贴近文人日常的生活气息，不至给人千篇一律的感觉。③个别作品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生疾苦和政治混乱的局面。

叶向高公益

创办福州会馆

福州与北京相隔数千里。福州人进京赶考，或是经商办事，常常为食宿所困扰，特别是那些穷困书生，一旦落第，无力回乡，往往流落街头，甚至客死他乡。为了给进京赶考、办事的福州十邑乡亲提供方便，叶向高将府邸划出一部分，创办福州会馆。又修建一座“义园”，专门收存在京亡故的福州十邑乡亲的遗骨，等有机会时，运回家乡安葬。

修古迹、建桥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叶向高辞职返乡，登石竹山时，见仙君楼十分破败，与举人石应相（字映斗）募建观音阁与僧房。此外，他还开辟瑞岩山景区，形成了佛窟岩、天章岩、大洞天、振衣台、桃花洞等37景。并把皇帝赐予他的一千两白银在家乡建一座桥，名为“赐金桥”。

叶向高宗教

佛教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骚扰福建沿海，黄檗山万福寺（即黄檗寺）毁于战火，寺僧到京城恭请大藏经，并请叶向高给予帮助，因时机未成熟，叶向高无能为力。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皇帝在全国名山大川的古刹内分置大藏经。当时，全国各地共有二十余处古刹，黄檗寺是被允许保存大藏经的古刹之一，这与叶向高在其中的帮忙是分不开的。在叶向高帮助下，黄檗寺僧人请得朝廷所赐大藏经678函、紫袈裟三袭以及神宗皇帝亲笔御赐的匾额“万福禅寺”。当大藏经送抵黄檗寺后，叶向高不仅捐献了四百两银子，还于迳江（今上迳镇）发起了募捐活动。此外，叶向高还重修福清的福庐寺、香山寺、瑞岩寺、灵岩寺等寺庙。

天主教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来北京、扬州等地传教。天启四年（1624年）8月，叶向高辞职回家途中经过杭州时，艾儒略曾拜访他。叶向高对艾儒略的才华甚是钦佩，邀请他到福建传教。同年12月29日，艾儒略在叶向高陪同下到达福州。艾儒略到福州后，在叶向高帮助和引见下，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不少达官显贵及士大夫都与艾儒略交往，他由此遍识闽中名士，被称为“西来孔子”、“开教福建第一人。”可以说，天主教能在明代福建得以广泛传播，叶向高功不可没。

叶向高历史评价

《明史》评：①向高有裁断，善处大事。②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③赞曰：熹宗初，叶向高以宿望召起，海内正人倚以为重，卒不能有所匡救。盖政柄内移，非一日之积，势固无如何也。

 

明末清初学者李逊之评：乃既不能得于内，又无以解于外，惟有一去以谢责而已。身为元老，委蛇中立，而欲收无咎无誉之功，得乎哉！不欲为刘健、谢迁，恐并不能为李东阳，所以规之者至矣。

清代诗人钱谦益评：东林诸子，奉福清为伦魁，沙汰江河，和调水火，海内服其公忠。

叶向高轶事典故

叶向高礼遇利玛窦

据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叶向高在南京任礼部右侍郎时，第一次结识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并与利玛窦切磋围棋技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叶向高升任内阁首辅后，又多次在北京私宅中款待利玛窦。他赠诗利玛窦曰：“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暮中华风，深契吾儒里。著书多格言，结交尽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拘儒徒管窥，大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待深旨。”（《诗赠西国诸子》）

据《利马窦在北京》记载，利马窦于1610年5月11日病逝北京。依照当时惯例，客死中国各地的传教士都必须迁葬澳门神学院墓地。利玛窦生前曾有在京郊购买墓地的想法，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友也希望明神宗同意利玛窦的生前愿望，但遭到很多官员的极力反对。叶向高为其上书朝廷请求赐葬，理由是“自古以来的外国人，其道德学问，有哪一个能像利玛窦这样吗？不要说其他事情了，就是翻译《几何原本》一书，就应该赐葬地了。”经过叶向高多方交涉，利玛窦最后得以准许葬于京郊。

叶向高弈中第二

叶向高在阁时，政务之暇，常邀同僚下棋，然而数年未遇敌手。泰昌元年（1620年），叶向高再度入阁，路经无锡时，在闲谈中听到过百龄其人其艺，特意写了请柬，郑重其事地礼招过百龄对弈。

过百龄来后，叶向高见是一个儿童，不把他放在眼里。可是一交手，叶向高竟连失三局，惭愧难当。在旁观战的过百龄父亲战战兢兢对儿子耳语：“你的对手是当朝相国，要手下留情……”过百龄不以为然，朗声答道：“下棋虽是雕虫小技，可假如枉道媚人，岂不感到耻辱？况且相国如此贤明，怎会怪罪我一个小小的童子？”叶向高听了十分惊佩，起身对过百龄父亲说：“令郎不但棋艺绝伦，且生性耿直，将来必成大器。方今天下多事，正需这样的人才，老夫有一事相求，不知应允否？”过百龄父亲见儿子受到夸奖，连忙回礼：“小子无知得罪相国，大人有何训示，老朽定当从命！”叶向高说：“令郎有此奇才，老丈教子有方。老夫意欲带他进京，代为延请名师，教习治国安邦之术，老丈意下如何？”未等过百龄父亲回答，过百龄抢先说：“小子学业未就，还是不去为好。”听了此话，叶向高揣摸过百龄怕被人说是趋炎附势，因此不愿与达官同行，也就不为难他，只好作罢。

叶向高进京后，有一次同棋友对弈，局局连胜，棋友便称之为“棋坛国手”。叶向高却羞涩地答道：“大家有所不知，老夫在无锡却败在一个童子之手。”棋友连忙附和：“即便如此，老相国仍不愧为‘弈中第二’。”从此，叶向高便有了“弈中第二”之说。

叶向高人际关系

关系	姓名	简介
曾祖父	叶仕俨	商人，叶家在叶仕俨时成为耕读之家。
祖父	叶广彬	字大宜，号“月窗”。有诗名。
父亲	叶朝荣	字良时，官至养利知州。
母亲	林氏	叶朝荣第三任妻子。
姐姐	叶爱默	清乾隆《福州府志》作“叶默娘”，有书作“叶默”
弟弟	叶向亮、叶向永、叶向亨	-
子女	叶成学、叶成敏、叶成昌及六女	-

（以上参考资料）

 

叶向高主要作品

叶向高一生著作甚多，有《纶扉奏草》30卷、《续纶扉奏草》14卷、《官中实录》8卷、《蘧编》20卷、《前纶扉奏草》10卷、《后纶扉奏草》10卷、《苍霞草》20卷、《苍霞余草》14卷、《苍霞诗草》8卷、《说类》60卷、《参补古今大方诗经大全》14卷、《玉塘纲鉴》72卷、《福清县志》4卷、《宫词》4卷、《福庐灵岩志》3卷。其中，《蘧编》《苍霞草》《纶扉奏草》《苍霞余草》《苍霞续草》《四夷考》等书曾被列为禁书达百余年。书法作品存世有草书《过香积寺》纸本立轴 ，现为金陵天渡楼收藏。

 

叶向高后世纪念

叶氏宗祠

 

叶氏宗祠位于福清市港头镇后叶村，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是叶向高第一次告老返乡后亲自主持兴建的。祠堂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坐北向南，由戏台、天井、厅堂等组成。1985年，叶氏后裔出资进行修缮，现祠堂内有多幅柱联，相传有三幅为万历皇帝御赐，即“天子享无疆之庆，相臣树不朽之功”“八载独持魁栋，万方共奠安磐”及“布袍开华衮，筚路启沙堤”；另外万历皇帝又赐叶氏行第十六字：“向成益进、善积有庆、传世弥永、立诚存敬。”字十六字：“卿汝君子、惟德是昌、能志文士、宗支耀光。”叶氏宗祠于1988年3月26日被公布为福清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黄阁重纶牌坊

“黄阁重纶”石牌坊

“黄阁重纶”石牌坊位于福清市区利桥街。是明崇祯元年（1628年）为纪念叶向高两度出任首辅殊荣而建。花岗岩石建造，仿木楼阁式。坊匾双面刻楷书“黄阁重纶”。

芙蓉园

芙蓉园位于朱紫坊花园弄，为叶向高别业。三座建筑毗连，坐北朝南，周以封火墙，富有福州民居特色。

豆区园

豆区园

豆区园位于福清市区官驿巷，是叶向高的花园兼书斋。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秋，叶向高罢政后重建此园，全园面积不及3亩，故取名“豆区”。园中奇石嶙岣，绿水曲桥，布局精辟，方寸之间容纳了极多景致。

叶向高史料索引

《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