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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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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
2022-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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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1865 年）进士，选庶吉士，授吏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年），法越事起，自请出关赴越南招刘永福黑旗军。次年，抵越南保胜，劝刘永福内附。以功赏四品卿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令其募勇入关，编立四营，号景字军，入越参加抗法斗争。中法战争结束后，率军回国。以功“赏花翎，赐号迦春巴图鲁，晋二品秩，除福建台湾道”。光绪十七年（1891年）迁布政使。二十年，署理台湾巡抚。

生平简介

唐景崧同治四年（1865）进士，接吏部候补主事，任小京官18年，郁郁不得志。光绪八年（1882）法国侵略越南北圻。上折言越事，自请赴越南联络黑旗军抗法。奔走于顺化、保胜、山西、北宁间，为刘永福策谋。团结各方抗法，参与河内、山西两战。1884年冬，得粤督张之洞支持，成立景军，开赴西线和滇军围攻宣光，不克。中法战争后调福建台湾道，旋升台湾布政使，署理台湾巡抚。1895年清朝割弃台湾，台湾军民成立民主国，推唐为大总统领导抗日。当日军登陆台北，唐便携款内渡，颇受时论指责。此后回桂林闲居，不再出仕。

1897年支持康有为来桂林开展维新运动。

1899年受聘担任桂林体用学堂中文总教习，授课中联系中法、中日两役的经历来激励学生。晚年热心于戏曲革新，创造了桂剧剧种。1903年病故。著有《请缨日记》、《诗畴》、《迷拾》、《寄困吟馆诗存》、《看棋亭杂剧》等。

生平事迹

自请抗法

唐景崧（1841—1903），字维卿，桂林灌阳县人，清代同治四年（1865）进士，在皇帝主持之朝考中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有如今天的见习生。三年后经考试派往吏部任候补主事。唐景崧在此打杂15年，加上3年庶吉士共18年，对从小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他，总想寻机闯荡一番惊天动地之事业。

与唐景崧家乡广西毗邻的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法国早就对越南存觊觎之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逐步将越南南方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法国人对此还不满足，1882年4月间再次占领河内，其目标就是打开通向中国的陆路通道。清政府完全清楚法国占领越南北部后的危险，但在战火尚未燃烧到本国土之前，又不愿派清军直接与法军交火。当政的慈禧太后与大臣们绞尽脑汁，也拿不出好主意。

时刻挂念桑梓而且熟悉家乡情况的唐景崧不失时机地给慈禧太后上折提出建议。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以后，广西有一支打着黑旗的反清义军，为了避开清军的围剿，进入越南活动。其首领是博白籍的刘永福。黑旗军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当时在越南协助当局打击当地盗匪，维持社会治安，与越南官府及百姓和谐相处。小日子倒也过得马马虎虎，但他们毕竟是清国人，终究不能长久离乡背井寄人篱下；想回广西老家，又怕中国追究镇压，处境着实尴尬。唐景崧认为朝廷应该既往不咎，资助和招安这支黑旗军来与法军作战，既可避免中法直接开战，又可打击法军的气焰，使清廷保持决策的主动性与灵活性。此建议一出，慈禧太后十分赞赏，但鉴于清廷与黑旗军过节太深，又实在难于找到合适的沟通者。正为难之际，唐景崧挺身而出，毛遂自荐，请求前往越南招抚刘永福。慈禧大喜，便采纳了唐景崧的建议，要光绪下诏将他派往云贵总督岑毓英帐下听候差遣。

1883年初，越法战争中，唐景崧奉岑毓英命孤身抵达越南保胜，劝刘永福内附抗法，为刘永福出谋献策；并亲身参与指挥了河内、山西两战役。黑旗军当年就取得了“纸桥大捷”，击毙法军北圻舰队司令李威利上校。唐景崧以功赏四品卿衔。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唐景崧奔走于援越桂军、滇军、黑旗军和抗法越军之间做协调工作。清政府授予刘永福“记名提督”衔，赏戴花翎，拨给“黑旗军”饷银二万两及军械等。刘永福与唐景崧部配合，在抗法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更关键的是唐景崧受两广总督张之洞派遣将法军的克星、已退隐的老将冯子材请出山领兵上阵，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并收复谅山、长庆等地，东线战场大获全胜。唐景崧还奉张之洞命募勇景字军4个营，他亲自率军独当一面，入越会同黑旗军、滇军围攻宣光法军。他与云贵总督岑毓英联手，组织和指挥了宣光攻坚战。在西线战场上也取得了临洮大捷和宣光大捷。法军遭遇亚洲“滑铁卢”的消息传至巴黎，好战的法国茹费里内阁即刻轰然倒台。

后来，唐景崧以日记体文学形式，将自己1883年8月至1886年10月在越南协助刘永福抗法、广西关外守边、建景字军开入镇南关进攻法军的事迹，以及战后参与中越划界事宜，结集为《请缨日记》。

半截抗日

中法战争结束后，唐景崧以功“赏花翎，赐号迦春巴图鲁，晋二品秩，除福建台湾道”，当上了副省级巡视干部。唐景崧初到台湾，当地文化大多还停留在原住民的基础上，唐景崧办书院、兴科举、倡导修铁路，为发展生产，他走访民间，了解农桑之事，教化台南当地的少数民族。他在台任职时间并不长，做了不少造福台湾人民的事情。据载，唐景崧“颇好文事，聘进士施士洁主讲海东书院，建万卷堂，藏书富，饬纂台湾通志，自为监督，未成而遭割台之役。任兵备道，修葺旧有斐亭，组‘斐亭吟社’，自撰楹联悬挂亭柱，每逢春秋佳日，与台南进士、文人於道署内射虎助兴，后有《谜拾》问世，附於《斐亭诗畸》卷内，《澄怀园唱和集》是唐景崧及其僚友平日吟咏唱和之诗，为唐赞衮所辑。及任布政使驻台北，又时邀名士吟咏於官署，诗会时曾由海上运来数十盆牡丹，遂名为‘牡丹诗社’，亦多作诗钟。光绪19年（1893）1月取历年唱稿，分门编辑，录佳作十卷，命名《诗畸》，内唐景崧作品1301联，律诗68首，唐景崧在台南及台北带动地方文风，有功於诗歌传播。”

光绪十七年（1891年）唐景崧升任布政使，即掌管财赋、民政的副省长；光绪二十年（1894年）10月31日署理台湾巡抚，正式当上了包揽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的省长。

唐景崧就任之时。这一年（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已打了两个多月了。次年（1895）清军遭到惨败，4月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激起了全体台湾人民的愤慨。唐景崧坚决反对割台，他7次致电清廷，表示“台湾属倭，万众不服”，“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但是，决心出卖台湾的清政府，无动于衷，回电训斥唐景崧说：“台湾虽重，比起京师则台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不可因一时义愤，遂忘以前所陈种种患害于不顾也”。1895年，5月18日，清政府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割台特使前往台湾办理交割事宜。并谕令“署台湾巡抚布政使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饬令陆续内渡”。卖国的慈禧一面下令台湾大小官员内渡撤回大陆，并严厉禁止内地接济台湾抗日军民。唐景崧拒不奉命，愤怒的台湾民众公推唐景崧为首，与刘永福一道率全岛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

唐景崧对台湾的防务进行了重新部署。他自己率兵驻守台北，总揽全台军政大权，并分兵把守各海口要隘。然而，热血并不能阻挡日军的军舰大炮。虽然台湾义军英勇奋战，前后毙敌三万余人，但是敌我实力悬殊，又孤立无援，唐景崧在危急关头放弃了自己的承诺，携巨款化装登上德国轮船逃回大陆。与请缨日记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英雄懦夫仅仅是一念之差而已。刘永福后来也被迫内渡回到福建。1895年6月7日，日军攻占台北。台湾全岛落入敌手，从此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殖民地时代。

组建戏班

一、概述

广西，简称桂，桂剧，是广西最有代表性的戏剧之一。

说到桂剧，不能不提及唐景崧。可以说，他是桂剧的开创者，是他，把桂北的地方戏和中国的皮黄戏曲相融合，亲自写剧本编曲，亲自组建戏班子登台演出，开创了桂剧一片天地。桂剧几经兴衰，流传至今，唐景崧的功劳不可抹煞。

二、背景

台湾被日军攻占后，唐景崧逃回大陆。大清没有了台湾，唐景崧自然也失掉了“巡抚”，他被追究抗旨罪责，免掉了公职，悻悻地回到灌阳县江口村老家。对国家命运心灰意冷的唐景崧，为摆脱烦忧，便请来戏班，终日闭门听戏消磨时光。

灌阳与湖南交界。那里的地方戏与湖南南部的祁剧比较相似且相互间早有交流渗透。唐景崧从小就熟悉这些戏剧，当京官时又常听京剧。便仿照在京城看京戏的样式，建戏台，搭戏棚，还招募湖南及家乡附近的艺人乐师，办起名为“桂林春班”的戏班。亲自指导把桂北的地方戏和皮黄腔系相融合，定曲牌，谱乐曲；为使家乡人喜闻乐见，还特地把过去用湖南及其他方言演唱改为用桂林话演唱。唐景崧亲自编写修改戏曲剧本，在表演、唱腔、化妆等方面都进行新的尝试。自己也粉墨登场吹拉弹唱。他将自己这种融南北戏剧特点为一炉的新剧叫“桂剧”。广西的桂剧，就是这样诞生了！唐景崧为“桂林春班”撰写的《看棋亭杂剧》40出，成为桂剧第一批独有剧目。“桂林春班”就是第一个桂剧戏班。桂林春班阵容整齐，拥有许多名伶，如须生马老二、宝福、宝喜；小生明才、周明圃；旦角一枝花、林修甫等，还招收了30名女学徒，桂林桂剧从此有了女演员。

后来唐景崧在桂林榕湖畔建好五美堂别墅，便与桂林春班一起迁进五美堂别墅，当起了寓公。

三、五美堂戏台

五美堂戏台经常由“桂林春班”演出唐景崧撰写的剧本剧目。唐景崧邀三几位好友终日看戏、下棋，以为精神寄托，力图忘掉国耻和失败带来的烦忧。岑春煊、康有为等志同道合者就常到场看戏。有次康有为看完“黛玉葬花”后，还借题发挥赋诗一首对唐景崧深表同情：“妙音历尽几多春

，往返人天等一尘，偶转金轮开世界，更无净土眷无亲。黑风饮海都成梦，红袖题诗更有神，谁识看花皆是泪，雄心岂忍白他人。”

五美堂别墅里有“听棋亭”，亭上刻一副自书对联：“纵然局外闲身，每到关怀惊劫急；多少棋中妙手，何堪束手让人先。”听棋亭旁还建有戏台。戏台上也有唐景崧的自撰联：“眼前灯火笙歌，直到收场犹绚烂；背后湖光山色，偶然退步亦清凉”。两联联面似乎都写实景，实际上却透露出唐景崧对往事慨叹的复杂心态。

唐景崧与兄弟唐景崇、唐景崶先后中进士，点翰林，有“同胞三翰林”之誉，这在广西是唯一的。日军攻打台湾时，他与台湾民众共同抗日，后回桂林定居。

在榕湖南岸建五美堂别墅，榕湖南岸的五美路因此得名。五美堂别墅内建有看棋亭，亭旁建有戏台，唐景崧组织“桂林春班”戏班，他还亲自编写、修改桂剧，改革桂剧，在表演、唱腔、化妆等方面有新的尝试，培养了一批桂剧演员，是桂剧改革第一人。

（唐景崧铜像刻画了唐景崧右手捧戏本，左手持鼓棍，专心致志演练桂剧的形象。五美堂戏台上有唐景崧的自撰联：“眼前灯火笙歌，直到收场犹绚烂；背后湖光山色，偶然退步亦清凉”。表面上是写实景，实际上透露出他仍不忘时事的心情。）

烟雨迷蒙的桂北暮春，桃李绽放，柳树抽芽，为了探寻唐景崧与桂剧的起源，我和几位桂剧界的朋友冒雨从桂林奔赴灌阳，作一番考察。史籍上记载：唐景崧，字惟卿，灌阳新街乡江口村人，咸丰辛酉科解元，同治年间与其弟景崇、景封先后考中进士，被选入京城翰林院。故灌阳有“一县八进士，同胞三翰林”之称。

我们的车子在江口村边停住，一行人在县文物所文所长带领下步行进入江口村。村子位于灌江边，有一条小河从山里汩汩流出，汇入灌江。河边多奇石，形状嶙峋，河上一道石拱桥，似一道彩虹横跨小河两岸，颇有点小桥流水人家的韵致。村中有“唐氏宗祠”，是唐景崧当官后寄银子回家乡所建，

原为族人居住，现作为文物将住户迁出，加以修葺保护。唐景崧一生大起大落，富有传奇色彩，他中进士后入翰林院庶吉士，后到吏部当了一个相当于科级干部的小官，平平庸庸干了近20年，每日上朝点卯，回衙署无所事事聊大天。闲暇时出入八大胡同繁华花柳地，听戏度曲，饮酒狎妓，风流倜傥。

四、才艺

似水流年，一个没后台没背景的广西才子的灵气才情在官场与风流场中几乎消磨殆尽。突然风云变幻，列强侵略中国，法国殖民者占领越南，威胁广西，朝野震动，清政府慌了手脚。唐景崧却敏锐地抓住这一机遇，上书朝廷，请缨出征。当时，唐景崧正在京城迷恋一个徽州名妓李苹香，两人琴瑟共鸣情投意合，但机遇来临，男子汉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盖过了儿女情长。唐景崧激情澎湃，慷慨吟诗：

狼星悬焰自西方，又见烽火到雒王。

可有大力平敌寇，已无神弩出安阳。

何人更下求秦策，说客将治使越装。

宣是唐衢轻痛哭，乡关消息近苍黄。

人生需要舞台，没有舞台，纵有抱负才艺也没处发挥，无法体现人生的价值。而舞台是靠人竞争而上的。唐景崧登上中法战争这一特殊舞台，上演家国兴亡的大戏。他在光绪九年进入越南，凭老乡情和三寸舌游说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加盟抗法阵营，一举成功。之后，唐景崧辅佐刘永福，决战纸桥，击毙法军北圻舰队司令李威利上校，后又与云贵总督岑毓英联手，取得了临洮、宣光大捷。中法战争结束，唐景崧有功封台湾省道台，后升任布政使，为清驻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甲午战争，清军大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台湾澎湖给日本。台湾民众激愤，公推唐景崧为首，与刘永福一道率全岛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然而，热血并不能阻挡日军的军舰大炮，清军节节败退。唐景崧在危急关头不愿把生命投入最后的血战，而是选择怀抱印信化装登上德国轮船逃回厦门。轰轰烈烈一场戏到了

曲终人散的时候。

社会政治的戏唱完了，只有返回家乡唱唱皮黄戏。唐景崧渡海返回内地，被免罪解职，一袭青衫回到灌阳时，已经54岁。一生风流过、振奋过、辉煌过、落魂过，和许多中国文人一样，怀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投身社会大戏台的角逐争斗，渴望建功立业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然而，风诡云谲，世事变幻，唐景崧摔了跟斗呛了水，落魄得灰头土脸回来了。从儒家的“入世”变为道家的“出世”，唐景崧似乎把一切都参透了，其实他什么也参不透，只有三杯两盏淡酒发点感慨而已。

唐景崧回到故乡后，耐不住寂寞，便仿照北方京戏的形式，自己动手编写戏曲剧本，招募湖南广西一带的艺人乐师，定曲牌，谱乐曲，用桂林话演唱，堂而皇之打出“桂剧”招牌。广西的桂剧，就这样正式产生了！颇有积蓄的唐景崧自掏腰包，建戏台，搭戏棚，创办“桂林春班”。锣鼓一响，生旦净末丑公侯将相粉墨登台，甩水袖，亮身段，一段高腔声遏行云。真个是“戏剧小天地，人生大舞台”啊，社会大舞台未演完的壮怀激烈，化作了桂剧的低吟浅唱……

五、文化

我们来到月岭村，这是灌阳唐氏宗族聚居的大村子，明清建筑，青砖碧瓦，庭院深深。唐景崧解职后曾在此居住写戏排戏，大号“绍夫公祠”的古戏台历经沧桑后依然存在。桂剧，就是从这里走向桂林，走到柳州、南宁，还到过京华《拾玉镯》，风光了一把，这个古戏台也算是梦开始的地方。唐景崧后来带戏班子到桂林五美堂居住，晚年整理出版了记录人生大戏的《请缨日记》，还将创作的桂剧剧本结集付印，名为《看棋亭杂剧》，收录了《诗畸》《谜拾》等桂剧剧本。在书的扉页，唐景崧自己撰了一副对联：纵然局外闲身，每到关怀惊劫急；多少棋中妙着，何堪束手让人先！这分明是一个官场失意文人的无奈。

无奈也罢，生命还要继续下去，不能叱咤风云，只有唱唱皮黄，过过戏瘾。想不到人生的戏变幻无穷，“无心插柳柳成荫”，唐景崧不经意而为之的戏文却因为百姓的娱乐需要而留存下来，延续至今。而那些与他同时代比他官运亨通财运亨通的人，如今谁还记得他们？

或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兴办教育

在唐景崧，刘永福领导台湾军民抗击日军对台湾占领的同时，与台湾同胞遥相呼应，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正在北京会试的各省举人1300余人“公车上书”。他们连夜写出了长达18000字的呈文，上书光绪皇帝，反对合约，反对割地，要求清政府迁都再战，变法图强。痛陈：“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他们强烈要求清政府抗敌到底。一场前所未有的反侵略、反卖国的爱国运动震荡着神州大地。

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大大地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马关之耻，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亲历了割地之辱的唐景崧更希望变法图强。康有为曾两次到广西桂林进行变法维新宣传，与唐景崧一拍即合，两人很快结成莫逆之交。每次康有为来，唐景崧都特别热心，他慷慨解囊捐钱协助，到处呼吁维新变法。唐景崧还和康有为，桂林的另一位维新干将岑春煊一起创办“圣学会”和《广仁报》，设立广仁学堂，宣传维新思想，开风气之先。维新思想很快在桂林深入人心，对广西政界、学界和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广西成了维新派的重要据点。

百日维新期间，广西有识之士还注意培养人才，积极筹办“新学”。唐景崧同时担任起桂山书院和榕湖书院的山长。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广西巡抚黄槐森在桂林创办“广西体用学堂”，聘请唐景崧主办学堂堂务（当校长）。这是实践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新型学堂。它改变了传统书院式教学，加上了西学课程，是广西新学的开始。后来的广西大学就是由“广西体用学堂”发展来的。唐景崧还兼任体用学堂中文总教习。他授课时喜欢用亲历的中法、中日战争为例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教出的许多学生都奋发图强立志为振兴国家效力。最著名的如邓家彦和马君武，他们与孙中山共同创立同盟会并担任了重要职务，为辛亥革命推翻丧权辱国清王朝作出了贡献。

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冬，唐景崧于桂林病逝，亨年63岁。唐景崧作品有《请缨日记》、《寄闲云馆诗存》、《看棋亭杂剧》、《诗畸》、《谜拾》和《唐景崧手编戏本》（抄本）等。

甲午战争

1895年台湾抗日之役是甲午战争的最后一战。唐景崧作为此役初期的最高指挥者，他的表现是至关重要的，是甲午战争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多有评论，虽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倾向都是持否定态度，笔者查阅了一些史料后认为有必要实事求是地重新加以探讨，以还历史本来面貌。

贡献

188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随着战局的日益恶化，台湾防务日趋吃紧，为此清政府于10月间命令时任台湾布政使的唐景崧协助台湾巡抚邵友濂帮办防务。不久邵友濂预计战火迟早会蔓延至台湾即设法运动内调，10月31日唐景崧受命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字维卿，广西灌阳人。他是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以功“除福建台湾道”的，1891年迁布政使，唐景崧任职后正确判断了形势，他在奏折中认为“查倭人虽鸱张于北，而志不忘台。六月以来，时有倭轮游弋测水，故台湾设防与临敌同”，也就是说台湾应当处于一级战备。

为了加强战备，唐景崧作了以下几件工作：

（一）布防。唐景崧是从全局考虑台湾的战略地位的，他说，“台湾逼近闽粤江浙，为南洋第一要害……欲固南洋，必先保台，台若不保，南洋永远不能安枕。”在台湾本岛的防务方面，前任邵友濂原先安排“以杨岐珍总统基（隆）沪（尾）各军，以刘永福径赴台南”，并调总兵廖得胜、副将佘致廷率兵赴台北守备。唐景崧接任后略作调整：“以廖得胜统沪尾诸营，佘致廷带三营副之。……委知府朱上泮带四营助守澎湖”，刘永福部“仍往台南”。谭钟麟认为“其布置防营似尚周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刘永福部原先即驻台南，并非唐景崧任台抚后，“遂自守台北，移永福军于台南”。二是台北固然重要，台南亦非无关紧要。因为“南路于霜降后，涌浪渐平”，加上日军曾占据过半年有余，熟门熟路，重演故技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因此防守台南也是重任，唐景崧当时考虑“刘永福仅带两营，不敷展布，商属派员回粤，增募四营”。对于台湾门户澎湖列岛的防卫，唐景崧并非“不甚注意”。他认为“从来争台者，必首争澎，……我能保澎，敌难寄顶，游行洋面，势不能长。”为了加强澎湖的防御力量，唐景崧除调去朱上沣部，“并募炮队前往协防；又开水旱雷一营，择要分置”外，还着手抢运粮饷军装，同时计划“筹设电

报”，购买电线，以便从速进行调度指挥。1895年3月日本出动陆海军万人进攻澎湖，驻澎守军英勇抵抗，致使兵力超过清军一倍有余的日本死伤超过清军数倍。澎湖虽陷，但消耗了日军大批有生力量，这与唐景崧的事先认真布防不无关系。

（二）联络会党。唐景崧在中法战争前夕主动请缨入越联络的刘永福黑旗军原来是广西天地会起义军的一支，为了反对外来侵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抗敌是唐景崧的一贯思想，在甲午战争中也不例外。1895年2月唐景崧致电清政府，“请旨下号召海内豪杰，无论海寇、马贼，有能夺回失地一处者，予爵赏，世守其土；有能捐输枪械助人立功者，爵赏同。”3月，他在台湾会见广东会党首领，听取其制敌对策。

唐景崧在汇报时表示，“此辈远胜新募军。……东计迟且危，不如用此辈北上，速且稳。……用此等人行此等事，难拘文法……但荀利国家，不敢不陈。”同年4月16日唐再次致电清政府，称“现招粤中义士骁将集万人，有自备船械者，拟由粤用渔船航海夺澎。……利纯不可知，而义愤之气可用，……到澎必战，请示进止。”

清政府旋以“和议已定”为辞，电唐“奉旨止令勿发”，攻澎未果。尽管有人认为此乃骗局，大侠吴国华实不可信云云，但唐景崧积极联络会党共御外侮的策略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断言唐对台湾军民中的哥老会“毫不在意，也毫无办法”是不妥的。

（三）筹饷。募兵备战需要经费，“定购军火亦须给价”。唐景崧除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外，花力气大力就地筹款。

1895年2月唐景崧致电清政府说“户部拨付台款百万两，暂补防费，欲添防兵，则苦不能。”在“借洋债无应”的情况下，唯有向台湾本地绅民借内债。他认为“当兹传台警，筹借万难，舍本地富而不谋，何以解于众口？……况意在借而不迫其捐，认息认还，……在公家不失情理”。当时奉旨留办台湾团防事务的太仆寿卿林潍源系台湾首富，拥有家产数百万两，虽曾两次认捐共计四万五千两，但对官方借款“饰词诉穷”，不愿慷慨解囊，“群情不服”。

唐景崧为此“请旨饬责林维源，无论已财人筹借有百万两。”3月10日清政府电准唐景崧所请，“即饬该京卿如数筹借，由户部指拨各省关实银，分三年归清，不得稍有延欠。”清政府的明确表态，打破了其他富户的观望攀比心理，举借内债很快打开了局面，台防经费得以暂时弥补。为了足以应急，唐景崧还派员与元丰顺洋商商议，以关税作抵，“借镑银三百万两，九五扣，周年息七厘，……十年本息摊还”。

马关条约签订后，唐景崧于5月10日致电清政府，“请旨饬户部速拨饷二百万两，以备急需”，并称“台将亡矣，赏畀此款，藉慰万民悲愤之忱，二百年养育天恩，亦遂从此尽。”次日清政府同意“电谕张之洞先行筹拨五十万两，陆续解往应用”，这是唐景崧为台湾军民争取到的最后一笔来自中央的拨款，对台湾的初期抗战颇有帮助。（四）充实军火。为了增强台湾抗日的实力，唐景崧多次要求清政府为台补充军火。1895年4月1日唐要求清政府“饬下粤督，拣可用后膛枪拨台五千杆，配足子弹，毛瑟弹另拨三百万粒，火药十万磅，交知州唐镜沅设法解运。”同时唐多次电商署南洋大臣张之洞，要求将“粤旧枪十万枝……乞统付台”，几经交涉，争取到两万枝。武器在当时十分紧缺，据唐景崧4月5日报告称，台民士气高涨，“赶增土勇二十余营，愿杀贼者群起；惜械无多，难尽收用”，即可知多争取到一枝枪即可多增添一名战士，多一份抗日的力量。

唐景崧的上述备战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台湾军民抵御日本侵略的实力，迟滞了日军侵占澎、台的进度，应当是值得肯定的。

无奈

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等诸多原因，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惨败，被迫接受议和。1895年3月30日中日双方议定除台湾地区外实施停战，4月17日中方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终于签字。

在此前后唐景崧多次上奏，力主收回成命，悔约再战，反对割台。唐景崧反复说明割台的极大危害性，指出“北辽、南台，二者失一，我均无以立国；外洋谁不生心，宇内亦必解体。……委香港与英，乃小岛耳，贻害已甚，况咽喉肩背之地？”“未失而予人，此端一开，各国援以索地，是不动兵而可裂我疆宇，恐大变即在目前。……今一割地，以后欺凌艰苦之事惟皇上一人当之，诸臣不复见矣”。

唐景崧多次责问当道；“揆今时势，全局犹盛，尚属有为，何至悉如所索？”三国还辽交涉开始后唐又强调，“战而失与割而失，大有不同，况战未必即失耶”？“侵占之地可以让还，岂有完善之区凭空割弃…”就他的地位而论，若从个人利害计，清政府决定割台反可使他卸去守土重任，置身事外，但唐坚决表示，大局利害所关，自己“天良未泯，甘蹈危机，万死不悔”，若“割台，臣不敢奉诏”。

唐景崧反割台的鲜明态度是台湾人民爱国热忱的折射和反映。唐景崧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承认，台湾各级官员“即欲办理收束，为众所劫，无术可施。”虽然唐景崧的剀切陈词和严正责问没有也不可能说动清朝最高当局回心转意，但毕竟如实及时地反映了台湾人民的共同心愿，在客观上支持和配合了全岛上下汹涌而来的拒和抗战浪潮，对于进一步发动群众是有利的。

1895年4月18日，清政府借口保卫京师重于保台，电令唐景崧“出示劝令全台绅民，勿得逞忿一时，……致碍大局。”唐景崧接电后知道依靠清政府与日本交涉保台无望，转而提出台湾租界化、抵押台湾等设想，并直接与法国、德国方面磋商保台之方。

1895年4月25日唐在奏折中提出，“台地多煤，……基隆、宜兰金矿且多，不仅金砂也”，“如全台许各国为租界，各认地段开矿，我收其税，则利益均沾，全台将益繁盛；而各国有租界商本萃集，自必互禁侵拢，烟台、上海是其明徵。方今中外局势已成，非借西法联络各国无以自立”。

5月19日唐景崧又主张与其举借巨额外债支付对日赔款与赎辽费，“不如赎台而转押台，则费有所出。至将来赎台之费，从容计议，自有众擎易举之法”。在此期间唐景崧还与法、德代表接触谈判。

1895年5月10日他在获悉法国愿阻日割台的外交信息后致电总署，要求他们设法“密约法使，迅速派轮来台会商”。5月下旬唐景崧在台湾与法提督派遣乘舰前来的法国军官德而尼会谈，探讨台湾自主法国出面保护的可能性。驻台德国领事风闻法独保台后也主动与唐“探商”，宣称台事“独未及德，似未周到”。唐景崧特此致电清政府，并提出“今请法不请德，恐德难以为情，致添一层痕迹，似非帮交所宜。”然而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台湾问题上的尖锐矛盾互相牵制，再加上无论法、德均不愿在日本已接受还辽劝告后再冒与日开战的危险，唐景崧请求外国保台的幻想破灭了。应当指出的唐的上述各项主张并非出自他的发明。

早在1895年2月底两江总督张之洞就向清政府进言，“向英借款二三千万，以台湾作保。台湾即以保借款，英必不肯任倭人盗踞，英必自以兵轮保卫台湾，台防可缓”。甲午战争期间唐景崧与张之洞时有电报往来，受张影响较大，在谋求外国保台问题上两者的思路是一致的，不过唐是呼应者和具体实践者。出卖台湾的是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而不是张之洞，更不是唐景崧。

负面

清政府在决意割台求和后，于1895年5月20日电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有大小文武各员，并著饬令陆续内渡”。而唐景崧却在5月25日接受台湾士绅丘逢甲等人的拥戴就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当天唐致电清政府说明原委，称台民齐集衙署”强臣暂留保民理事，臣坚辞不获。伏思倭人不日到台，台民必拒；若炮台仍用龙旗开仗，恐为倭人藉口，牵涉中国，不得已暂允视事，……倭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不久唐景崧在日军大举攻台面前轻意弃台出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得不到大陆的支持是最大的原因。江苏巡抚奎俊接到唐景崧的任职通报后即致电步军统荣禄，建议“先将唐公宣示革职，以免藉口”，理由是台“如持久坚守，倭竟不能攻取，彼必还问中国，别有要求。倘台不能支，彼又谓兵力取得，非割与我。或生技节，或添兵费，凶狠贪残无所底止。更恐疑为暗助，益滋口舌”。

其次，唐景崧所用非人。据刘永福揭发，唐景崧平时重用的福建候补知县办理商务局之姚近范、藩库厅兼善后局支应任如芬以及机器局苏绍良均为无耻之徒，其中“姚近范专事逢迎，行为卑贱；任如芬兼管库款，向以私动公款，擅假上峰之用”，贪污台湾新海防捐五、六十万银两。唐景崧被这批贪官污吏所包围，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唐景崧当初滞留台湾也不是完全出于自愿。唐景崧留台本来就是权宜之计，丘逢甲等台湾士绅对此也无异议，他们在《全台绅民致电禀》中明确表示，台湾“暂行自主，……留台抚暂仍理台事”，请各国公断后“再送唐抚入京”。唐景崧原来就有临时观念，并没有真正下定决心，死守台湾。

唐景崧并非行伍出身，作为文官参与兵事，在福建提督杨岐珍率部十二营先行内渡后实在是勉为其难。事实上他在1883年越南山西战役中仅是主将刘永福的助手，协助指挥；次北宁之战，他做的是前线督战后方收容的工作；即使在宣光之战中他也是率偏师助攻，且未最后获胜。这些阅历表明，唐景崧从来没有作过独当一面的主帅，他根本没有能力胜任指挥全台军民抗击外敌入侵的重要使命。

在军事上，唐景崧首先是用兵不当，他着手军事部署时基本上是平均使用兵力把口，没有重点防御台防根本重地－－台北。在台北一地又想当然地估计日军必从基隆、淡水登陆，而忽视了基隆以东荒僻的三貂角澳底，只安排了两营刚刚新募来的土勇防守，给日军登陆以可乘之机。第二是治军不严，不能驾驭部下。驻防台北的直属部队广勇漫无纪律。唐景崧治军无能助长了军中浸骄之风，终于在1895年6月4日酿成台北兵变。是日傍晚“溃兵争入城，沿户淫掠，客勇、土勇互相斗，积户遍地。中军护勇为内应，总统府火发，光滔烛天”，形成不可收拾之局。唐景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狼狈出逃的。

台湾初期抗战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制度的腐朽落后，而军队腐败、纪律松弛、训练不足则是失利的主要症结。唐景崧作为这一时期当地最高负责人也难辞其咎。尽管如此，唐景崧在甲午战争中仍不失为一个功过参半的主张抗日的官员。他在清廷决意割台的形势下从容应付，多方筹划，稳住阵脚，渗淡经营，为台湾初期抗战在组织动员、武器装备诸方面作了准备。

“台独”

台湾被割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为了不让日军登陆，唐景崧毅然宣布台湾独立，并被公推为“台湾民主国总统”，与时驻台湾的前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等爱国人士一道率军抗击日军。所以，唐景崧的“台独”与今日的台独份子目的截然相反，前者是为了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后者是为了分裂国土，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

独立

1895年5月23日，台湾士绅丘逢甲等以全体居民的名义，发布了《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25日，台湾民主国在台北宣告正式成立，推唐景崧为总统。国号“永清”，以蓝地黄虎图案为国旗。在台北设议院。当天，唐景崧致电清政府报告就任情形时说：“台民闻割台后，冀有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于（旧历）五月初二日齐集衙署，捧送印旗前来，印文曰：‘台湾民主国总统之印’，旗为蓝地黄虎，强臣暂留保民理事，臣坚辞不获。伏思倭人不日到台，台民必拒；若炮台仍用龙旗开仗，恐为倭人藉口，牵涉中国，不得已暂允视事，将旗发给各炮台暂换，印暂收存，专为交涉各国之用。一面布告各国，并商结外援，嗣后台湾总统均由民举，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

任总统

唐景崧任台湾民主国总统后，一方面向列强发出呼吁，希望得到他们的承认，并以准备允许外国租借台湾矿山、土地等权利，换取列强对台湾的共同保护，来抵制日本的占领；同时对台湾的防务进行了重新部署。唐自率一部兵力驻台北，总揽全台军政大权，并分兵把守各海口要隘。台北是台防根本重地，本应派重兵驻守。道员林朝栋在中法战争中防守台湾，勇敢善战，曾大败法军；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在越南抗法，战功卓著，名震遐迩。但这两名战将都受到唐景崧猜忌，被调离台北。而唐景崧自率新招募未经训练和阵战的广勇驻守台北。

1895年5月29日，侵台日军在三貂角澳底登陆。6月3日占基隆。基隆失陷后，同知方祖荫到台北请唐景崧率兵驻扎八堵作死守计。唐景崧不允，只派护卫营前往防御。6月4日，部下再请唐率队出战，被唐拒绝。当日，唐景崧携巡抚印由后门逃往淡水。在淡水电令丘逢甲、林朝栋、杨汝翼等速率兵赴援，而他自己却于6日带亲兵由淡水乘德国船逃回大陆。

唐景崧弃台后，人心惶惶。台北溃兵四处抢掠，藩库存银被抢劫一空。仓库失火，秩序大乱。1895年6月7日，日军占领台北。昙花一现的台湾民主国宣告败亡。

台湾战败

台湾保卫战失败，耐人寻味的是清政府并没有追究唐景崧的“叛逆”大罪，而是让他闲居桂林。他在榕湖南岸建五美堂别墅，致力于桂剧改革，成为桂剧的奠基人。唐景崧还曾出任榕湖（经舍）、桂山书院山长（校长）。他任教期间，培养了马君武等著名人物，并支持、接济了康有为在桂林的维新活动，捐办了圣学会，为新学在桂林的蓬勃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现桂林榕湖南岸原五美堂旧址前立有唐景崧铜像与桂剧砖雕屏风，其下的文字说明介绍了唐景崧保卫台湾的一段历史。

书信三通

之一

释文：

子膺仁兄大人：侍者前月张月轩拔贡生到京奉到手教及图书二方，汉玉、两事，铁笔，是曼生淅派，而老健无匹。惟刻文当之为愧。汉玉以虎头为最佳，瓦纽印亦极古朴，尺寸极合汉制。稽汉时，和阗未入版章，故玉质佳者甚少。承三千里致书，馈遗吉语缤纷，恐不舞之鹤为羊公知人之累耳。目下澎海一角，大约狡焉思逞，将来归到占口岸是万幸。盖应著太迟。陇西刚愎，以为不屑办理此事。王补翁诸君子，亦因其气焰凌人，难与共事，纷纷乞休。国事如此，所需疆吏之谓何？说者以为一隅地何碍，不知此即明倭宼之巢穴，贺兰之岛屿而郑锦等所窃拔者。稽诸往昔，得之甚难，奈何一旦轻以与人邪。恐东南边衅从此起矣。鄙人浮沉人海，无一善状，现舍弟其沅，分发四川直刺，小儿方升，签分刑部，拟再混一二年，将买山归里，不复与人间世。抑善藏器之一道乎？特此拜谢。即请：升安不庄。愚弟景崧顿首。五月初十日。老兄暂息是避公事处分，非有他也。略缓须臾，自应移量善地矣。张月轩醇谨无贵介气，唯书法不见十分佳耳。然只要无讹错，亦可望列高等，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