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耆英

爱新觉罗·耆英（1787-1858年）字介春，隶满洲正蓝旗，多罗勇壮贝勒穆尔哈齐六世孙，嘉庆朝东阁大学士禄康之子。清朝宗室，大臣。耆英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历官内阁学士、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礼部、户部尚书、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后因欺谩之迹，为王大臣论劾，咸丰帝赐自尽。

伊里布和耆英，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中方代表。

人物生平

耆英（qí yīng），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1838年，他任盛京将军。1842年3月奕经在浙江战败，清政府命耆英署理杭州将军。4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伊里布一起赴浙江向英军求和。8月，英军闯入南京下关长江江面，耆英同伊里布赶奔南京，跟英国代表璞鼎查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久，耆英又在璞鼎查要挟下，诬陷在台湾抗英的台湾道姚莹、总兵达洪阿“冒功欺罔”，致使姚、达二人被革职逮问。1843年，耆英再任钦差大臣，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1844年，他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派赴天津与英法联军交涉，由于英军在占领广州期间查获大量档案文件，发现耆英在上报朝廷的时候并没有如实禀报英方的要求，因此拒绝与其谈判。耆英因惧罪擅自回京，咸丰帝令其自尽。

耆英赐死是与宫廷斗争、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和其藐视皇权分不开的。清末户部文选司郎中崇彝在其《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载：“道咸之际，初办外洋交涉，多不得当，丧失权利，在在皆是。耆相国英在粤东，与英人所订之条约，皆非当面折冲，派家人张禧偕首府某公出而协定。当时请旨赏张五品顶戴，以壮观瞻。此事太近儿戏，余初未之信。后有戚某公为广州知府，曾调取当年原卷阅看，果有此事。至咸丰七~八年换约期间，因耆英相定约偾事，赐令自尽。固由文宗之怒，实怡、郑二王等乘君之怒以成之。耆平日实有自取之咎，因宣宗朝曾奖耆‘有守有为’之语，于是耆相大书一联悬之客厅，云‘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斥无才无能。’此罢官时考语。故意令人见之。此联轩轾两朝，含有阳秋，有人言之当权者，此自造杀身之祸也。”

耆英为穆尔哈齐后裔，祖父炳文，父亲林禄康，耆英有两子：庆锡、庆贤。

史书文载

宗室耆英，字介春，隶正蓝旗。父禄康，嘉庆间官东阁大学士。耆英以荫生授宗人府主事，迁理事官。累擢内阁学士，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道光二年，迁理籓院侍郎，调兵部。四年，送宗室闲散移驻双城堡。五年，授内务府大臣，历工部、户部。七年，授步军统领。九年，擢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鸿胪寺、太医院，兼都统。十二年，畿辅旱，疏请察吏省刑，嘉纳之，授内大臣。

十四年，以管理步军统领勤事，被议叙。历工部、户部尚书。十五年，以相度龙泉峪万年吉地，加太子少保。命赴广东、江西按事。十七年，内监张道忠犯赌博，耆英瞻徇释放，事觉，降兵部侍郎。寻出为热河都统。十八年，授盛京将军。诏严禁鸦片，无论宗室、觉罗，按律惩治。疏请旗民十家联保，以凭稽察。二十年，海疆戒严，疏请旅顺口为水路冲衢，当扼要筹备。英船入奉天洋面，先后游弋山海关、秦皇岛等处，锦州、山海关皆设防 。

二十二年正月，粤事急，琦善既黜，调耆英广州将军，授钦差大臣，督办浙江洋务。因御史苏廷魁奏英吉利为邻国所破，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乘机进剿，寻知其讹传，仍留浙江。五月，吴淞失守，命偕伊里布赴江苏相机筹办。英兵已入江，越圌山关，陷镇江，踞瓜洲，耆英与扬威将军奕经先后奏请羁縻招抚。七月，英兵薄江宁下关，伊里布先至，英人索烟价、商欠、战费共二千一百万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通商，英官与中国官员用平行礼，及划抵关税、释放汉奸等款。越三日，耆英至，稍稍驳诘之。英兵突张红旗，置炮锺山上临城，急止之，遣侍卫咸龄、江宁布政使恩彤、宁绍台道鹿泽良，偕伊里布家丁张喜，诣英舟，许据情奏闻。宣宗愤甚，大学士穆彰阿以糜饷劳师无效、剿与抚费亦相等为言，乃允之。耆英等与英将璞鼎查、马利逊会盟于仪凤门外静海寺，同签条约，先予六百万，余分三年给，和议遂成。九月，英兵尽数驶出吴淞，授两江总督，命筹办通商及浙江、福建因地制宜之策。

二十三年，授钦差大臣，赴广东议通商章程，就粤海关税则分别增减，各口按新例一体开关，胪列整顿税务条款，下廷议施行。又奏美利坚、法兰西等国一体通商，允之。美国请入京瞻觐，却不许。二十四年，调授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宜。二十五年，协办大学士，留总督任。比利时、丹麦等国请通商，命体察约束。二十六年，京察，以殚心竭虑坐镇海疆，被议叙。疏上练兵事宜，缮呈唐臣陆贽守备事宜状，请下各将军督抚置诸座右。英国请于西藏定界通商，谕耆英坚守成约，毋为摇惑。

故事，广东洋商居住澳门，贸易有定界，赴洋行发货，不得擅入省城。自江宁和议有省城设立栈房及领事入城之约，粤民犹持旧例，愬于大吏，不省，乃举团练，众议汹汹，不受官吏约束。二十三年，濮鼎查将入城，粤民不可，逡巡去。二十五年，英船复至，耆英遣广州知府余保纯诣商，粤民鼓噪，安抚乃罢。英人以登岸每遭窘辱，贻书大吏诮让，群情愤激，不可晓谕。至二十七年，英船突入省河，要求益坚，耆英谩许两年后践约，始退，自请议处。谕严为防备，务出万全。耆英知终必有衅。

二十八年，请入觐，留京供职，赐双眼花翎，管理礼部、兵部，兼都统。寻拜文渊阁大学士，命赴山东查办盐务，校阅浙江营伍。三十年，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求治莫先于用人、理财、行政诸大端。用人之道，明试以功。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设官分职，非为众人藏身之地。实心任事者，虽小人当保全；不肯任怨者，虽君子当委置。行政在于得人，迂腐之说，无裨时务，泥古之论，难合机宜，财非人不理。今赋额四千余万，支用有余，不能如额，以致短绌。致绌之由，非探本穷源，不能通盘清厘。与其正赋外别费经营，不如于正赋中核实筹画。”疏入，特谕曰：“身为端揆，一言一动，举朝所矜式。耆英率意敷陈，持论过偏，显违古训，流弊曷可胜言。”传旨申饬。耆英不自安，屡称病。是年十月，上手诏揭示穆彰阿及耆英罪状，斥“耆英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数面陈夷情可畏，应事周旋，但图常保禄位。穆彰阿暗而难明，耆英显而易见，贻害国家，其罪则一”。犹念其迫于时势，从宽降为部属。寻补工部员外郎。

咸丰三年，粤匪北犯，耆英子马兰镇总兵庆锡奏请父子兄弟同赴军前，命耆英随巡防王大臣效力，以捐饷予四品顶戴。五年，庆锡向属员借贷被劾，耆英坐私告，革职圈禁。

八年，英人纠合法、美、俄诸国兵船犯天津，争改条约，命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驰往查办。巡防王大臣荐耆英熟悉情形，召对，自陈原力任其难，予侍郎衔，赴天津协议。初耆英之在广东也，五口通商事多由裁决，一意迁就。七年冬，广州陷，档案为英人所得，译出耆英章奏，多掩饰不实，深恶之。及至天津，英人拒不见，惶恐求去，不候旨，回通州，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为王大臣论劾，严诏逮治，赐自尽。

论曰：罢战言和，始发于琦善，去备媚敌，致败之由。伊里布有忍辱负重之心，无安危定倾之略，且庙谟未定，廷议纷纭，至江宁城下之盟，乃与耆英结束和议，损威丧权，贻害莫挽。耆英独任善后，留广州入城之隙，兵衅再开，浸致庚申之祸。三人者同受恶名，而耆英不保其身命，宜哉。